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7 / 15)
        朱棣以藩王起兵，通过政变形式夺取政权，朝廷之中势必有相当一部分人骨子里不认同朱棣的统治。

        而朱棣藩邸没有足够的人才资源，不得不从建文旧臣中挑选，这就需要一个考察的过程。

        大体看来，朱棣的用人原则有三：一是忠心，二是清廉，三是才干。

        从江南治水督农官由数人到一人的发展过程来看，也能证明以上推论：夏原吉、俞士吉、李士郁、宋性、袁复、赵居任无一例外皆是前朝旧臣，在数次派赴江南的过程中，朱棣通过明察（陈瑛）暗访（姚广孝），基本了解到诸人的品行和工作能力，于是将忠、廉、才俱佳的夏原吉调回身边，予以大任；将李士郁、宋性调往他职（大概因二人才能欠佳）；将“贪受货赂”的袁复、俞士吉下狱问罪。

        只有一向工作勤奋，且有“清介”之名的赵居任，最终赢得了朱棣信任，得以在江南长久供职。赵居任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且有“佞上而不恤下”的行径，但其“报丰稔”、“献祥瑞”的举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朱棣好大喜功的个性，加上有夏原吉在朝中为之辩解，因而能不受责罚，安于其位。类似情况还有曲意献媚的俞士吉，虽曾遭朱棣训斥，却也并未受太大责罚。

        此外，从江南治水的过程来看，朱棣对原有江南地方官并不信任，所以才派部院大臣赴江南提督。在了解地方灾情时，他也要综合比较钦差和常设地方官等诸方面的汇报和意见，借此监督臣下工作。

        比如。赵居任汇报江南丰收无雨，献祥瑞，而巡按御史、浙江按察司官则弹劾赵居任隐瞒江南灾情，朱棣就可以派出第三方势力调查实情，以作为是否批准蠲免的依据。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朱棣的江南政策。朱棣登基伊始，首先将建文朝对江南地区的赋额减免政策推翻，继续维持江南重赋的局面，这跟朱棣“进取型”的内外政策有关。

        永乐一朝，征蒙古、征安南、下西洋、迁国都，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大举动，势必需要江南这个“纳税大户”的全力支持。永乐朝平均3200万石的税粮收入也创造了有明一代的最高记录。

        江南官民由于重赋、天灾等压力。。难免也寄希望于朝廷加大蠲免力度，因此在报灾时也可能存在高报甚至谎报的情况。

        赵居任代表朝廷利益，一定程度上打压报灾级别，客观上有利于维持朝廷的重赋政策和财政收入，使蠲免政策更富弹性。

        基于上述原因，朱棣得以纵容“佞上而不恤下”的赵居任在江南地区长期供职。而当赵居任病卒后，朱棣旋即升浙江布政司右参议岳福为通政司左通政，接替赵居任治水督农。

        而这个岳福也是个“老疾不任事”之辈。。对于江南水利和农务督理作用有限，却也在任七年之久，直到宣宗即位后才被召还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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