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6 / 15)
        不过，此事也暴露出赵居任为官和为人的一个巨大缺陷——“佞上而不恤下”。

        永乐八年二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刘焕上疏揭露赵居任隐瞒苏州、湖州等地“田之荒芜者甚众”的情况，“乃于乌程县熟田内简稻穗繁者，数其颗粒，及三百之上为秉以闻，谓为‘丰稔太平之瑞’”，要求降罪责罚。

        当时朱棣正北征蒙古，留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曰：“此人非独罔上，且残刻，为民所恶。然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其封此章示之，令自省。”算是给赵口头警告。

        不过，赵居任并未收敛，依旧我行我素。

        永乐十年，浙西大水，田苗无收，赵居任“匿不以闻，而逼民输税”。遭到浙江按察使周新的弹劾。

        朱棣就此事询问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对曰：“比，赵居任奏民多以熟田作荒伤，按察之言未可悉信”。

        朱棣未罪赵居任，但已开始怀疑，遣人覆视灾情，“但苗坏于水者，蠲其税，民被水甚者，官发粟赈之”。

        十一月，赵居任上疏辩解，称苏州水灾的消息是不法逃军的妄言，目的是“乞免秋粮”。“且今岁苏田少水，而奸民多私决堤防，车水入田，以坏禾稼，冀苟免税粮耳。请俱罪之。”

        而朱棣认为，赵居任所言有人“决堤车水求免税粮”的说法不符合常理。“盖与其劳力决堤车水，曷若劳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己，岂肯以一废九，自受饥馁耶？殆非人情！且前时浙江按察司亦尝言浙西水潦，赵居任不恤民隐。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视之。”

        最终，朱棣蠲免了苏、嘉、湖等府受灾属县当年税粮三十余万石，也证明了赵居任所言不实。

        等到永乐十三年，赵居任再奏“苏松等六府，自春及秋，雨旸不愆，民乐耕作，比之往岁。。实为丰年”时，朱棣已全然不信，谓夏原吉等曰：“居任为人虽颇廉勤，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验视，毋为所欺。”

        “不恤下”除了隐瞒江南灾情外，还有滥用民力一端，谓其“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赵居任在江南十余年，民怨颇深，以至于永乐十七年病卒任上时，江南各地竟然“民用慰悦”。（《明太宗实录》卷68、111、101、129、134）

        说到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分析：既然朱棣早就开始怀疑赵居任“佞上而不恤下”的行径。。却为何一直都不曾责罚或遣官替换呢？

        实际上，这与朱棣的用人习惯及其江南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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