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3 / 15)
        此语闻，而畿辅士绅大怖：‘是且加赋吾乡！’

        遂入王御史（之栋）弹章，而水田之役遂辍。”（《万历野获编》卷12《户部·西北水田》）

        终明一世，北方水田之议无法彻底推行，绝非统治集团缺乏经济头脑，本质上还是出于南北平衡的政治考虑。

        明前期。。特别是正统之前，国家实行的是所谓“实物财政体制”，其特点是财政收入以米麦等实物为主，货币田赋所占份额非常有限。实物财政收支虽存在运输成本高、不易长期储存、损耗大等缺点，但其简单和稳定的优势也十分明显。

        洪永熙宣时期，国家库藏基本都是实物贮备，特别是漕河沿线的水次仓和京通二仓，都贮藏着充足的米麦等实物积存，这些征收解运来的粮食可以随时转化为军政物资。

        即便有部分地区征解不及时、不足额，产生逋赋，国家也可以凭借原有的物资储备，在短期内支持其日常财政开支。除此之外，明前期国家对民间“活劳动”——“役”的直接差派，更是一笔难以统计的巨大财富。

        这种以“实物——徭役”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代，确实是国家维持统治基础的绝佳选择。

        而永乐北迁后，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相分离，明廷不得不以“应天巡抚”为核心，建立一种新型江南财赋管理机制。

        永乐初年，面对百年不遇的江南大水，明廷除了大规模蠲免江南受灾田粮外，还先后多次派遣部院大臣赴江南府县治理水患，兼督农务。

        而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了永乐至宣德初年的江南“治水督农官”管理模式。

        最初的江南治水督农大臣并非一人，而是以夏原吉为核心的三、四人“领导小组”。

        永乐元年四月，朱棣以嘉兴、苏松诸郡频岁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讫无成绩，遂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浙西诸郡治水，兼督农务。

        两个月后。朱棣又命户部侍郎李文郁往江南辅佐夏原吉，“相度被水田地，堪种者趣民种之，后时者除今年租税”。

        八月，又遣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俞士吉赍《水利集》赐户部尚书夏原吉，“使讲究拯治之法”，兼“督浙西农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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