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2 / 15)
        不过，虽然“重赋”局面在明清两代都没有根本扭转，但也并没有阻止江南延续其经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身背重赋的江南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富”与“奢”。

        其二，朱元璋以统一天下的先后顺序为原则，制定了相应的财政优待政策。

        朱元璋加入元末农民起义，最先从淮西起兵，依靠此地人力财力出兵江左，攻占太平，渡江攻取应天、镇江、宁国、广德等地，随后将统治重心迁移到应天，并依靠此五府“兴王之地”的财力，同江南的张士诚和江西的陈友谅角逐于长江中下游，在最终赢得这场争霸战之后，又依靠江南财力支持其北伐战争，最后统一天下。

        正因为存在这个统一的先后顺序和依赖地区的转移，使得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在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时，存在一个酬劳“有功”地区的先后次序。

        此外，朱元璋维持重赋政策的主要原因也并非“惩一时之顽”，江南重赋主要来源于明初屡兴大案、迁徙富户等事件造就的大批没官田和还官田，这也使国家对江南土地和劳动力的直接控制成为可能。

        江南官田对于刚刚经历战乱的新兴政权来说，无异于一笔最稳定的财政支持。而且明初政治中心恰好同经济重心基本重合，使得朱元璋可以直接对江南财赋进行有效管理。

        这跟永乐迁都之后，江南很快显露出的严重逋赋与流民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是明统治者维持南北平衡的政治考虑。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首屈一指，在文化地位上也占据绝对优势。从长远看来，江南人必然会很快会因为富裕而能在统治阶层占据优势。

        朱元璋及其子孙开科取士后，为阻止苏松江浙为主的“南人”完全占据科举名额，甚至不得已而分榜取士。

        而朱元璋制定的“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的“祖制”，本质上也是为了防止获取足够“话语权”的江南人。。依据其经济力量和文化优势打破南北平衡的统治原则。

        晚明隆万年间，徐贞明在京津地区的水田试验已获初步成功，但硬是在北方官僚、贵族的阻挠下，功败垂成。

        “徐孺东（贞明）之水利，已渐有绪。

        徐遽疏言：‘此役必成，可省江南漕运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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