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江南地区财赋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苏松江浙人毋得官户部” (1 / 15)
        明代田赋收入的一大特点，是税源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

        以单位面积的田赋贡献额看，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税粮，来自于仅占全国十六分之一田土面积的江南八府（苏松常镇应杭嘉湖），也就是说，明代全国财政收入的15%左右（来源于江南地区的田赋贡献）。

        故江南在明代有“国之外府”、“财赋渊薮”之称。

        江南田赋之重，是明清以来一直争议的热点。

        所谓赋“重”，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所承担的田赋量上，特别是把江南（主要是苏松）同全国平均值或其他省府相比。

        除此之外，关于江南“重赋”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赋的来源，一是重赋的实质。

        所谓江南重赋的“实质”，也就是明朝政府确定并维持这一财政政策的本质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延续唐宋以来对经济重心的财政依赖。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大体在唐宋时期基本确定，中唐名臣韩愈称“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盖言于此。而这一趋势在南宋、元朝以来更为稳固。

        元末民谣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实际上衬托出了国家对江南财赋的巨大依赖。

        当然。。唐宋元时期的“江南”范围要比明清时期大得多，不过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无疑还是江南核心的苏松杭嘉湖地区。

        元末张士诚因占据此地，被公认为“最富”。因此朱元璋吞并江南后，主要依靠此地财赋也算顺理成章。

        此外，江南田赋数额虽大，但明廷也只是规定了发达地区要承担更多的赋税份额，而当地纳税者也并不一定要依靠种田纳税。江南工商业之发达，自唐宋以降即居全国之首。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江南逋赋情况虽已出现，但远没有永宣时期。。或者嘉靖以后那么严重。也就是说，江南地区具有承担相对沉重赋税量的能力。

        倒是永乐迁都前后带来的高额运输附加费和经年累月运送税粮的“役”，使江南“重赋”危害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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