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拟定恩科前三，意识形态塑造的大明文官集团 (7 / 13)
        比如说，在反对皇帝的大兴土木、谏诤皇帝的不当行为、保护某条被认为是“祖宗之法”的制度时，他们又的确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丝毫不亚于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像弘治年间，他父皇曾经想修缮乾清宫的几个殿宇，因为有些地方确实年久失修。

        但当时的内阁和六部以“国库不丰”为由，联合反对，联名上疏劝谏，他父皇最后只好作罢。

        这种惊人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三个“共享”。

        第一个共享是意识形态（儒家）：所有文官都读四书五经，信奉“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道高于君”。

        这让他们在面对皇帝不合理的个人欲望（如昏庸、大兴土木）时，会天然地联合“谏诤”。

        第二个共享是阶层利益：他们作为地主知识分子精英，天然会维护土地税收制度、科举选官制度，压制可能威胁其地位的势力。

        比如说，武将，防止武人专政，以及宦官，防止近幸乱政。

        第三个共享是规则与惯例：他们共同遵守“祖宗之法”、奏议流程、考核体系。

        这套规则本身就会产生惯性，例如“廷议”的结果常常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多数文官的共识。

        这三个共享，最终让文官在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即便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商议，甚至也没有抱团，但是也依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正如所有人学习算术的时候，都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当他们再遇到一加一这个问题时，哪怕没有经过任何提前商议，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一加一等于二。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当所有人都信奉同一套理论，所有人都用同一套话语体系思考问题，那么他们就会在没有任何事前协调的情况下，做出完全一致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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