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五十七
  美香的病很快就好了，而我们的“工作”也渐渐有了起色。

  农村真的是藏有好东西的，只是你不能指望老能碰上，有时一个星期找不着一件，有时一天能碰上俩仨的。而最常见的是，我们往往会把一些现代的没标厂名的制品（一般是农村小土窑烧的陶瓷）买下来让孙老师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孙老师都非常耐心地给我们讲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窑口的陶瓷的特点，以免下次再出错。那时在一般老百姓眼中都没有什么收藏观念，做假的东西很少，收到这种东西，主要还是我们没眼力，而不是上当。幸好收购的价钱不高，基本上是按旧货收的，没有太大的损失。

  慢慢地，对于收不着东西白跑一天的日子，我们也习惯了。我们把这种“工作”比作“扫荡”，进一个村子，有人的人家尽量都去看看，即使一天白忙活，也不算没成绩：至少这个村子我们扫过了，下次不用再来了。

  日子越长，我们也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欠缺。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有这么丰富的文化，又留下这么多的文物，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这样，在收废品时，我们也会注意寻找有关这方面知识的书刊，不过这种书刊资料在那个时候非常少，有也多是残缺不全的。完整的书我们一共才找到一本。一看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孙老师。

  正如张栓先前所担心的，这道上也有危险，甚至可以认为，瞄上农村旧货的并不止我们两个人，还有人瞄上收旧货的口袋里的钱。不过，像我们这样两个高大的小伙子结帮，别人一般也不敢碰。这么些天我们俩只挨过一次截，那回是有五个毛头小子来截我们——大的可能有十五六岁，小的也就是个高小生。这几个人来势汹汹，一人亮出一把插子，管我们要“叶子”。我把一根枣木棍子提在手里，那几个孩子一见，撒开丫子就跑。跑出老远一个小子回头喊：“好小子你们等着，我找我哥去。”张栓骂道：“回家吃你妈喳喳去吧！”也不知哪儿学的一口京片子。

  我的那根枣木棍子是从约猪的大称杆中间锯下来的，一直就带着。现在说来真好笑，收废品还得自带凶器。

  其实这几个孩子图的可能也就是三块五块，甚至一毛两毛，即使抢来二两粮票，也乐得颠儿颠儿的。

  这功夫张柱那边也很有“起色”。前面说过，张柱的“工作”是偷书卖。张柱瞄上这个行当源自初期的经历。

  初期“破四旧”，是一个大量毁坏、焚烧书籍的时期。那时绝大部分书都成了“封资修”，禁止阅读，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车车珍贵的书籍（包括古籍善本）被拉到造纸厂化成纸浆，还有的就地找个空场焚烧。由于书太多，许多书就暂时封存在什么地方等待处理。这时候有些喜欢书的孩子就瞄上了它们，以前想看书没钱买，大多是互相借，现在好了，遍地都是。他们一开始时是趁人不注意从等待烧掉的书堆中拿一两本藏在身上，后来干脆上书库里偷。这种事他们干得心安理得，“古人云，偷书不叫偷，叫窃”，不是不光彩的事。当时有些偷书的孩子偷的量很大，往往用平板三轮车往家拉。这里面就有张柱这一号。

  张柱本人并不喜欢看书，他看中的是它们的经济价值：除了传阅之外，有些书是可以卖给爱书的人收藏的。“破四旧”风潮过去之后，旧书籍便主要是封存，不再批量“破”掉，可供地下传阅的书源越来越少，一些书在出借的时候就开始要“租金”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代价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那些描写的书籍。例如《金瓶梅》，那时在北京平装的一套要卖一百块钱以上的天价——而且这个价钱还没处买，如果想借就得按小时付钱，但也很难借到。张柱曾到过几个书籍大单位造过反，了解进出书库的门路，偷书干得挺顺手，据说还挣了不少钱。

  这次回来，张柱是轻车熟路，老关系都利用上了。除了在地下卖书之外（最贵的书都是地下“出售”的），他还找到了两条新路子，一是把书卖到委托商店（或者新华书店的机关服务部。十年中，一般比较不革的书和旧书、外国书都在那儿卖，但购买者要有单位介绍信），一是自己上劝业场摆摊儿。那时候的书真是贱得不行，我在劝业场看到一套旧得发了黑的线装《史记》，带书匣的，蝇头小楷的那种，才要两块四。我给买回来，三块钱卖给了委托商店。那时我们也在做低进高出的买卖——上市场“捡破烂”，但主要是“捡”瓷器玉器青铜器什么的，“捡书”是捎带手。我就没看出卖书有什么钱可挣，但张柱乐此不疲。他有自己的秘密路数——大头就是所谓的“黄色书刊”（其实大多是正当的文学书籍，有的是世界名著，像什么《贝姨》、《俊友》、《红与黑》之类，还有美术教学人体方面的以及医学有关生理方面的书籍。当时这些书都属于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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