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 (3 / 4)
        正是这样一个以奴役与被奴役为主要关系的社会结构，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

        李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真正的法治，法律不过依附于权力，是一种人奴役人的规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权，只有与权力挂钩的特权。所谓稳定，本质上是依赖于**强权的压迫，是依靠用权威压迫，以愚民思想洗脑来维护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之下，由于人天然向往自由平等，人对人的压迫和奴役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社会的崩溃，而被压迫者也就变成了暴民，“彻底的民主”之中，人人的自由都无法获得保障，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渴望新的奴役，以“实现有限度的人权保障”，至少是“生存权”。

        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无论革命的口号喊得多么美好，这种制度的内涵都是人奴役人，人人缺乏自由，而社会形态也只能依靠高压维稳，自然也就谈不到大同世界，甚至连基本的稳定都不过是奢望。

        李达进一步指出，早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民选政fǔ已经通过公共立法来保护人权，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权自由仅限于少数拥有公民权的自由人，而这些人的财富，甚至可能没有中国传统社会很多时期的中上阶层那么丰富，但他们在人权自由方面却享有更多的保护，而彼此之间也更少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可见人权本身是不应该和财富挂钩，也不因民族和国家不同而加以区分的。

        李达认为，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之所以否定人权，强调特权，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并且反对一切限制自己权力的障碍。他们否定自己和被统治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特性，把被统治者看作猪羊，加以放牧，并且千方百计地对其进行愚化教育。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统治者暴虐的特权和人民无边的苦难。

        这样的社会，权力主宰一切，也就自然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所谓的法律只有严苛的刑法和执法者的特权，却毫无对弱者的保护，也根本没有法律的精神。一切对统治者的束缚，只能寄托于道德，这就好比和虎狼讲道义，让他们不去吞噬猪羊，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制度，用法律和规则来保护掌握权力的强者，而极力损害弱者的权利，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或者作为造反者被消灭。

        李达大胆地提出，国家的根基是宪法和法律，而法律的目的却是保护个人自由，而非破坏个人自由。这种保护，首先要明确个人权利与公权力的界限，其次要明确个人自由的行使不得以损害其他人自由为代价。

        在公正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对个人和政fǔ，对领导人和平民百姓要有同样的约束力，政fǔ不可以随便行事。实现了这样的法治，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可以实现稳定。反之，依靠权力来维持高压统治，肆意侵犯个体权利和自由，必然引发被压迫者的敌意和反抗，整个社会只能陷入高压维稳和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一死循环，最终走向崩溃。

        李达进一步提出，所谓民主也好，**也好，都是实现国民自由人权的手段，不可本末倒置。国民在建国之时选择了君主立宪，这是国民的选择，而政fǔ也应该尊重国民的选择，也就是要尊重宪政体制，尊重法制，尊重三权分立。

        李达坦承，之前国家由于种种内忧外患，很多时候政fǔ不得不采取“从权”的策略，事实证明，国家的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比较好的解决。但这种状况并不能用来说明威权体制将永远持续下去，更不能作为进一步破坏国家宪政根基，加强威权**的理由。

        李达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引爆了整个北京的舆论格局。

        自帝国肇建，尽管宪法有保障言论自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新闻牌照许可，宣传部舆论引导，舆论界“同心为国”，复兴党吸纳舆论界精英入党，政fǔ和执政同盟各党“力捧”某些笔杆等措施，政fǔ对于舆论始终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由于郑鹰本人对舆论态度较为开明，总体的舆论开放程度依然是很高的。只要不触及某些底线，几乎可以算得上是畅所欲言。当然，你的言论引发社会反弹，或者不被主流认可，那是水平和认识问题，无关其他。

        到了郑宇时代，接踵而来的兵变，新政和国战，稳固地位和加强权威的需要，都让这位新皇帝选择了加强舆论掌控。借助战时立法，郑宇成功地启动了“敏感新闻出版审查”体制，实现了对舆论的强力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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