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 (2 / 4)
        炎黄党的《汉风》之上，最近因为文化论战落败有些萎靡的复古兴汉派干将们纷纷如同打了鸡血，争先恐后地开始狠批梁敦彦。

        章炳麟痛骂梁敦彦“忘恩负义”，从梁敦彦被先帝郑鹰一手提拔栽培说起，又讲到此人在国战之时无视皇恩，临阵脱逃，在国战尚未结束的时候分裂执政同盟，自组自由党，可见“其豺狼之性，枭獍之心为毒何烈”。

        章炳麟笔锋一转，又从“此贼就读英国之伦敦大学，素受英夷亲重，与英夷多有私下往还”说起，列举其“一心以夷变夏”的劣迹斑斑，隐隐攻击其居心叵测，并公然以当年清流嘲讽郭嵩焘的对联加以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姚麟则指出，“所谓自由主义，无非西人无君无父，豺狼习性，喜好强凌弱，弱肉强食之自由”，而华夏“上下敦睦，各安其位，圣天子在朝，诸贤尽职，正是天下大治”。舍此善政，妄行西夷之自由主义，使“礼教大崩，社会混乱”，则华夏“不亡而亡”。姚麟还进一步提出，有些人“就是看不得中国强，就是看不得我华夏之民安居乐业，处心积虑加以破坏”，此等奸谋“虽黄发垂髫知其不可行”，而梁敦彦则“信之若圭臬”。

        公民党的梁启超，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梁敦彦，在《新民丛报》上连连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民权”。

        梁启超提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到了“关键转折”，到底选择什么样的一条道路，也必将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千百年的命运。他认为，国家之强，根基在于“民众之强”，而民众之强，在于民权大兴，人人自尊自信自强独立，而非其他人权力之下的奴仆，如此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强国。

        没有民众之强，没有民权大兴，一切的强盛都如同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俄国，日本，就是此等例子。

        梁启超表达了对帝国两代皇帝的尊敬与尊崇之后，也谨慎地提出“治国当谋千秋万代之根基，而国家民族之长远未来实赖民权”，而民权的保障，并不能依靠圣君和皇权，靠的是宪法和法治，是教育普及。只有从小教育国民自尊自信，做一个遵纪守法，懂得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并且以宪法和法律加以强制保障，国民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权，国家的秩序也不会因人亡政息而走向衰败和混乱。

        已经受聘帝国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达也参加了这场论战，并且不出意料地为“二梁”摇旗呐喊。

        李达，这位曾经被视为地方自治主义旗手，却在北京事变之后游历全国，随即宣布“修正观点”，甚而被人私下视为“骑墙派”的学者，在这一刻绽放出了光彩。

        李达明确提出，所谓自由，并非绝对的，不受制约的自由。在西方首先发展起来的自由概念，即所谓liberty，指的是“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地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即是作为个体的人摆脱他人压迫的状态。

        他明确提出，那些攻击自由主义的人所批评的彻底的自由，其实正是**体制之下权力者依靠权力肆意剥夺和侵犯他人自由的状态，而这种所谓的“彻底的自由”，对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来说却是“最大的不自由”。反对派们有意歪曲自由的含义，其实攻击的恰恰是他们所拥护的东西。

        他提出，自由是天然权利，人生而自由，这种权利不可放弃，也不可剥夺，除非这些人“违反法律侵犯了他人自由而受到惩罚”。

        李达回顾历史，提出“中国的历史当中，人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没有公正的法律，没有平等，也没有思想，语言，工作乃至行动的自由，在不同的朝代之下，只有受奴役程度的深浅，即使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在奴役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是更高权力者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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