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4
  再回到会场，太阳已经完全升起，六月的太阳无情地照射在炎热的人行道上。街上依旧没什么人，除了停在远处树荫下抽着烟的人力车夫们聚集在一起。

  当我的外祖父和珍到达会场时，些许是迟到了一会儿，所以门外的守卫不耐烦的催促他们赶紧进去。但他们应该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到达的。

  他们在靠近后排的一根柱子旁边找到了座位，并且带了一瓶水，还有一些巧克力。这都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这样就可以安心地等着，等待着台上继续开始无聊的表演。

  大厅里渐渐挤满了人。没过多久，同样数量的人登上讲台，各就各位。表演者向后面的人招手。是叶辉，他被带进会场，被一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推到台上，以屈从的姿态站在那里，身上绑着绳子，背后用中文写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革命者”。接下去日本军官用蹩脚的中文再一次宣读了叶辉的罪证，要不是叶辉脸上那极度疲惫的表情，这台闹剧看上去一定很滑稽。

  叶辉的样子变了！当他和珍还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时，他总是充满自信。现在他看起来很紧张，而且被打得筋疲力尽。他瘦了很多，看起来比几个月前突然老了几十岁。当叶辉被带到讲台上时，身后的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些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在站起来时还打翻了一些长凳。

  很早就听说，当时只要被认定是革命者，就会被关进日本人专门设立的一个叫“食堂”的地方，在日本占领期间，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一般都被称为“食客”，随着日本太平洋战局的不断失利和对中国的迫害规模的扩大，上海的很多区都出现了“食堂”，但每个“食堂”都早已人满为患，并且看守们经常使用不人道的待遇和残忍的手段强迫这些“食客”坦白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和消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情况比那些被关押在普通监狱的人更糟糕。

  负责开会的人召集了叶辉公司其他的中国员工，包括一些初级职员上前发言。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向讲台，表达愤怒和愤慨，重复上午会议上发言人对叶辉的同样指责。我知道，批评的范围和程度总是由当权者定下的，如果试图另辟蹊径，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是不明智会付出惨痛代价的行为。我们总是从经验中学到，如果他们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了他们的家人着想。只重复当权者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被信任。所以以前的职员对叶辉的批评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目的就是要他们坚定自己支持日本当权者的决心。所有被允许发言的人都是大部分是初级职员，但是其中还夹杂了其他外国人。但是没有一个高级职员参加，他们都只是低着头静静地坐着。

  突然，房间一角有个人站了起来，率先喊出了他对当权者的追捧，口号在空旷的会场上空中盘旋了好一阵，接着开始陆续有人站起来，但我的外祖父和珍迟迟没有站起来。而且，看到台上叶辉麻木的表情和台下那些兴致勃勃地喊着口号的人群，这使他们感到震惊。站在他们边上的人不赞成地瞪着他们，好像害怕他们会被受到牵连一样。

  最后，负责会议的人又接手了。他告诉听众，在证据面前，叶辉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这个人转向叶辉，用一种严厉的声音问道：“日本政府给你的高薪，你却把机密出卖给了别人，是因为你得到了他们答应你的钱吗？”

  大家都在等待叶辉的反应，屋里一片寂静。但没有戏剧性的、含泪的忏悔宣言。他只是默不作声，他的眼里却没有一丝沮丧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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