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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家本农也，复能为农，策之上也。杜门穷经。不应举，不求仕，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荣达，策之下也。舍此三者，则无策矣。

        陆游提出的对策虽然有上、中、下三种，但子孙“不可不使读书”[162]是其共同之处。他主张：

        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163]

        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如果说“古者士则不稼”，[164]那么宋代的士大夫则普遍认为：

        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165]

        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所谓“耕读家庭”。

        袁采提出的方案比陆游设想得更周密，并且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他在《袁氏世范》卷2《处己·子弟当习儒业》条中说：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

        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

        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

        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

        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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