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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145]

        表明当时教育后代受到不少家庭普遍关注。

        人们何以如此重视教育后代？官僚家庭与非官僚家庭的出发点相同之中，略有不同。

        就非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挤入官僚行列。贫寒人家的父母常常这样对儿子说：“日夜望汝成立，以光门闾。”[146]即使是“家饶于财”的富翁，也“常以名不挂仕版为慊。”[147]既然朝廷已经为他们敞开了通过科举改变门户的大门，他们自然要竭力怂恿其子弟走这条光宗耀祖之路。于是，当然“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148]把窦禹钧教其五子皆登科，作为学习的榜样。富商许唐“教子以兴宗绪”，[149]结果如愿以偿。曹州（治今山东曹县西北）“市井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他的儿子于伋、侄子于杰、于仿相继中进士，于氏一举成为“曹南令族”。[150]缙云（浙江今县）潘君“为商，所致大获，积财逾数十百万”，“生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51]

        宋代科场竞争激烈，考中进士谈何容易。但在农工商之家中所出现的读书应举热，扩大了文化的普及面。他们的子弟如果久考不中，退而经商务农，有文化总比不识字强。如鄱阳黄安道因“累试不第”而“罢举为商”，不久“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福州林自诚“为商贾之事”，生意似乎不错，原因或许在于他“尝业儒”。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士人钱君曾“游上庠”，后来回乡务农，“买田数万亩”，因善于经营而“为富人”。[152]

        就官僚家庭来说，教育后代主要是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在社会流动比前代增大的宋代，官员之家倾家荡产的事屡见不鲜。黄庭坚在《家戒》中说：

        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囷不给。又数年后见之，有缧绁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153]

        究其原因则在于“若子孙一不肖，则家道沦落”。[154]叶梦得谈得比较具体：

        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二三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155]

        于是，当时出现了这样的谚语：

        莫道家未破，破家子未大。[156]

        因此，官员之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后代，只是着重点各不相同。如宋祁强调“人不可以无学”，他说：“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157]王安石认为“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他说：“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158]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他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159]而叶梦得则要求后代“旦起须先读书三五卷”，“无事终日不离几案”，他说：“苟善于此，一生永不会作向下一等人。”[160]叶梦得希望自己的子孙成为人上人，在封建时代虽然并不奇怪，但毕竟不足为训。

        为了防止家道沦落，士大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陆游官运不亨，自称“看尽人间利与名，归来始觉此身轻”。[161]他对官场不免感到厌倦，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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