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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

        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

        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140]罢。

        五、“人生至要，无如教子”

        宋代文化能够相对普及，其原因之三在于家庭对后代的教育，大多抓得很紧。当时，苏州的情况是：

        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41]

        饶州则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42]

        其实，并不限于苏州、饶州两地。“子弟不可废学”[143]是有宋一代家规、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大重要内容。如北宋初年，宰相范质的《戒子孙》诗：

        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144]

        一直流传至今。宋代著名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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