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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子弟

        由上表不难看出，与唐朝相比，宋朝的中央官办学校招生范围扩大，入学资格降低。这还只是纸面上的规定，太学实际上已敞开大门，招收“远方孤寒之士”。[103]按照规定，只有九种人不许上学，其具体内容是：

        凡隐匿丧服，或尝犯刑，或亏孝弟有状，或两犯法经赎，或为乡里害，或假户籍，或父祖犯十恶，或工商杂类，或尝为僧及道士，皆不得与士齿。[104]

        对于这项规定，有三点需要说明。

        第一，农家子弟未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因此，“执耒垂髫之子”得以入学，“抱籍缀辞。”[105]

        第二，工商子弟按照规定似乎不许入学，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如学者汤千在宋理宗时，先后执教于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州学和嘉兴府学，“虽胥吏、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序，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106]

        第三，这项规定只适用于官学，书院一类的私学则不受此限。如张绎“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谢良佐劝告他：“何不去读书。”他说：“某下贱人，何敢读书。”谢良佐说：“读书人人有分。”后来，张绎成为程颐晚年的得意门生。程颐“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授之”。[107]至于陆九渊讲学，更是“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108]其中有不少人根本不识字。

        宋代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各阶层，与兴时等级结构的变动如士庶界限泯灭、贱民等级消亡、[109]四民区分不严等有关，以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于是，诸如此类的说法：

        贵贱虽殊，人则一也。[110]

        僮使本佣雇良民。[111]

        四民皆百姓之本业。

        竟出自统治者之口。同时也因为统治者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把提高各阶层的文化水平作为消弭人民反抗、减少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手段。在他们看来，“一邑为学则风俗美厚，虽有恶人将变而为善”。[112]他们所说的“善”、“恶”，自然是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为标准。

        另一条是“取士不问家世”。宋代的科举制与唐朝相比，至少有下面两个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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