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与李世民的比较（转） (4 / 5)
        公元620年，李世民率军攻打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驻守的介休城，一番激战后宋金刚弃城逃走，而时属宋金刚部下的尉迟敬德则收拾余部继续固守。李世民派人前往宣谕劝降，在考虑到战局形势后，尉迟敬德投降了，同时归降的还有刘武周的另一员将领寻相。李世民为收得一员猛将而高兴，当即赐宴，并让尉迟敬德担任了自己的右一府统军。

        不久之后李世民进兵东都，但行军途中突然发生了寻相和其他刘武周降将再次反叛的事件。唐军兵将担心尉迟敬德也会反叛，于是把他抓住囚禁了起来，然后劝李世民杀掉他以防祸患。哪知李世民却坚信尉迟敬德不会叛变，他对众人说：“敬德如果想要反叛，又怎么会落在寻相的后面呢？”李世民当即下令释放了尉迟敬德，并把他带入室内，赏赐了许多财物，对他说：“男子汉之间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因为这件小事而心存芥蒂。我是不会听信谗言而枉害忠良之人的，请想信我。如果你真想离我而去，那这些东西就作为路上的费用吧，也算我对咱们共事一场的表示。”

        在听到一位统帅如此推心置腹且饱含感情的话后，估计任何一位下属都会十分感动进而决定忠心相报的。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之间有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这是游戏规则所在，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种身份的不同必然会使他们之间产生一种隔阂，隔阂又必然会使他们在沟通与交流上存在着一定的因难，这些都是不利于一个团队的合作与发展的。领导者的威权是应保持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做为领导的架子，而只从人性平等的角度出发，与自己的下属做一种平等的对话，那就有可能消除掉两者的隔阂并进而使两者获得正常的沟通与交流，因为做为下属来说，他需要的正是上级的理解与信任。

        就在李世民义释尉迟敬德并对他表示了充分信任的当天，李世民的唐军遭遇了东都守将王世充数万步骑兵的突然进攻，仓促之际，李世民陷入了敌围之中。王世充手下有一员勇将叫单雄信，他自恃勇猛，单独带了一小支骑兵直向李世民冲来，一时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候尉迟敬德跃马提槊冲了过来，他是使槊的好手，打横里一槊便将单雄信刺落马下，那一小队骑兵看到这种情形也急忙退走了。尉迟敬德保护着李世民冲出了敌人的围阵后，又转身率骑兵加入战斗，两军经过数次分合冲击后，王世充的军队终于大溃而逃。

        此次战役中，尉迟敬德不仅保护了统帅李世民，而且还俘虏了敌人的六千排槊兵，他以他的军功回报了李世民对他的信任。

        在对长孙无忌的任用上，李世民体现了他的“唯才是举”和“内举不避亲”的用人原则。长孙无忌极有才能，而且在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中为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下了重要功劳，所以李世民即位后不久便任命其为尚书右仆射，在有唐一代这已是相当于宰相的官职。不过当时有不少人对长孙无忌担任重要官职表示了疑虑，因为长孙无忌与李世民还有一层亲戚关系——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历来外威掌权都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所以这时候有些人上表提醒李世民说长孙无忌权势过于大了，但李世民为表示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将这些表章都拿出来给长孙无忌看，并对他说：“君臣之间应该不互相怀疑。若我们各自怀揣着自己所知道的却不向对方讲明，那么君臣之间还怎么能够获得沟通。”

        后来长孙无忌自己也认识到以姻亲而居要职的危险，为避猜疑，他主动提出解除自己的机密职务，但李世民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而且一再驳回长孙无忌的辞让表章，并对他说：“我分授官职，都是择才而授的。如果臣子没有才能，纵然他是我的至亲我也不会授予他；若是他的才能适和做什么事，他就算是我的仇人我也会委任予重要官职的。”在李世民“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下，长孙无忌的才能终于没有被埋没掉。长孙无忌后来在唐代政治的发展建设中做出了极重要的贡献。在用人问题上，李世民一直坚持一种君臣合谐的观点。在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里记载有这样一段话，李世民说：“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这段话体现了李世民着意在他和臣子间建立起有如“鱼水之欢”的合谐君臣关系的观点。

        隋炀帝杨广与他手下的佞臣间也曾建立起某种“融洽”关系，但这与李世民所主张的君臣合谐关系绝不相同，前者是建立在皇帝的一意孤行和臣子的曲意奉承基础上的，而后者则是建立在臣子直言进谏而皇帝虚心纳谏的基础上。后者这种关系的建立又恰恰涉及到了李世民施政方法上的另一重要举措——“纳谏”。

        与隋炀帝杨广明确宣布“拒不纳谏”完全相反，李世民在位期间却一再要求群臣直言进谏，如在贞观初年时，李世民发现来觐见自己的臣子经常战战兢兢的，常常会举止失措，他知道这是大臣们惧怕自己的缘故，所以他故意在见这些大臣时放下威严的架子，并向他们请教政教得失。他还一再对他们说：“一个人若想照见自己，必须要有明亮的镜子；皇帝若想明白自己的过错，必须要靠忠臣进谏。如果皇帝自己感觉自己很贤能，而臣子们也不来匡正皇帝的过错，那么国家想不灭亡又怎么可能呢？国家灭亡了，做臣子的也不能得到保全。像当年的隋炀帝那样，他的暴虐无道使得群臣都闭上嘴巴不敢说话，他确是终生没有听到关于自己过错的话，可是隋朝也就这样灭亡了，而他手下像虞世基那样的臣子，不是也跟着被杀掉了吗。这件事离现在并不远，所以你们要以此为鉴，每当发现我有什么事做得不合理了，就一定要直言进谏。”

        李世民的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明确表示了他对臣子谏言的渴望。这并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才说的话，在他当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一以贯之地持有这种观点的，而且他怕群臣到底存有对自己的畏惧，所以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励臣子进谏，如贞观十八年，他还对长孙无忌等大臣们说：“臣子们对于皇帝的心意大多还是顺从而不违逆，他们还是习惯于用甜美的话来博取皇帝的欢心而不是进谏。你们要记得，我无论问什么，你们都要照直说，不要隐瞒我的过错。”

        李世民不但宣言求谏，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确实是如他所说地那样去接受臣子们的谏诤之言的，虽然不能说他“从谏如流“，但大部分时间里他还是做到了“虑心纳谏”。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发生在李世民与大臣魏征间的进谏纳谏故事。魏征成为李世民的臣子是李世民“外举不避仇”用人政策的一个表现。魏征原本是李世民的政敌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属，而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魏征还曾多次劝李建成及早下手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事件”之后，太子李建成被杀，魏征也成为李世民的俘虏，但李世民并没有因为他们之间的这些“旧帐”而杀掉他。李世民认为魏征是个敢于直言的人才，所以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正是专掌劝谏皇帝过失的官职，担任此官是魏征仕途之路的真正开始，也是他漫长谏诤之路的开始。

        自来向君主进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谏，就是直接指出君主的过失；一种是曲谏，即用一种委婉的方式使君主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前者往往能直指要害，但弄不好会让君主下不来台，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并不算是一种好的方法，但魏征性子抗直，遇事往往是采用直谏的方式，例如有一次李世民后宫的一些内官在回京途中路过湋川县休息，当地官吏把他们安置在官家的馆驿里，但不久之后，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外出办事也来到了这里，于是当地的官吏便让那些内官搬到了别处而把馆驿腾出来给李靖等人。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极为生气，认为地方官不尊重皇室，他说：“地方官凭什么要尊重李靖而轻视我的内官！”当即便下令让人追究湋川县官吏及李靖的过错。

        这时魏征立即从旁进谏，直陈是非：“李靖等人是皇上的肱股大臣，而那些内官只不过是些在后宫为皇后负责扫除的职役之人，论起他们的职责所任来，这事本来就不应该不同。李靖等人外出办事，当地官吏应该向他们访求朝廷制度，而且李靖等人也应该向地方官访问民间疾苦以便回来后向皇帝报告，所以李靖等人是应当与当地官吏相见的，而当地官吏也理应去拜候他们。至于那些内官，除了需要供给他们饮食外，地方官吏不再有别的事需要与他们共商。若以此事而责罚官吏，恐怕会有损于皇上的仁德之名，而且会使天下人感到震惊。”

        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这番谏言后，满腔怒火平息了下去，他说道：“你说得对。”于是停止了对此事的追究。

        臣子与君主间的进谏纳谏一旦形成为一种朝政风格，那么一方面可以及时纠正君主的过错，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君主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从而防止某些过错的产生。因为君主可能会因一时性起而打算去做某件并不合理的事情，但当他想到这件事可能会受到臣子的反对时，所以干脆就不去做了，与其被别人进谏后放弃，还不如自己主动放弃。发生在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两件小事正说明了谏官所起到的这种监管、约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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