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二十五 (1 / 2)
        我们为什么会上那儿去，这很好理解：既然那边有北京的同学，我们就不可能看热闹。但先过去的这些北京知青到底想干什么？是谁发起的？这是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的问题。后来问起一些参与过那件事的人，许多人也说不清楚，甚至连有没有这么件事都不记得了。但显然，他们不是去打架的，也不是有谁组织的。本来说好的，谁都不要去，就像“大份”强三儿说的：让他们打。但不知不觉地，北京知青就聚在了那里，而且在那一群人中，也加进来少数上海人，黑龙江人和天津人。我觉得，这就像鬼使神差。合理的解释是，当时人们都对打架斗殴感到厌烦了，许多人有一种制止冲突的下意识。

        有一个当时最早去的同学后来说，当时他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那就是：“站在他们中间。”（即站在两个团伙之间）

        听见枪声，大家才发现，公路上一辆小吉普和两辆嘎斯（一种五十年代的苏制卡车）正在驶来，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而在那两辆嘎斯上面，站满了团部警通排持枪的知青。

        两伙准备打架的知青一哄而散，只有一部分北京人（包括上海人大个儿）还傻呆呆地站着。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肇事者，没有必要逃跑。但这个想法却让我们吃了亏。

        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是分管知青工作的副团长老郑。他一下车就挥动着手枪，指挥警通排的武装知青包围我们。这时候再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营部，就是原先农场七分场的场部。它就在我们连旁边，紧挨着公路。那是一个砖墙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有三面砖房，其中有营里主要干部的宿舍，有营机构的办公室，小伙房，还有一间小会议室。我们这伙十几个人就被关在会议室里，周围站着武装的知青。

        连长和指导员也来了，他们和副团长、营长、教导员一起在隔壁的里间研究怎么处理我们。这期间，他们不停地找来一些知青了解情况，很快就搞清楚，我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参加这次群殴的。于是就开始一个一个地审查放人——先从表现好的放。最后只留下了我，因为我还在劳教管制期间。

        听里面传出来的话，对我们连这次群殴，团里早就得到了消息，并有处理决定：一是要坚决制止，二是在我们连，每个城市的知青中抓一个为首的，在各连游斗，然后押到团部去处理。

        指导员列了一个名单，老郑就命令候在外屋会议室的警通排知青到连里去抓人。然而派去抓人的陆续回来了，人却没抓到一个。据说人全跑了。营长好几次嚷嚷着要骑马把他们追回来，都被老郑制止了。

        其实，做知青工作的老郑太了解其中的奥秘了。在我们团，各地知青来的都是整校的毕业生，而且时期的学生都有非常广泛的关系。来到兵团，他们互相间打个你死我活，没关系，因为这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让他们去抓某个知青，就肯定要打折扣，即使不得已抓了，过后也会想办法把人放了。因为他们抓的知青，即使是不同城市的，大部分也都是朋友的朋友。坚决执行命令的结果是自己在知青群中受到孤立，这是谁都不想要的——说到底，有几个人真的想在这里扎根呢？

        “他们能跑哪儿去？不是还得回来吗？”老郑说，“会还是要开，要雷厉风行，把打仗的歪风刹住。有多少人就开多少人的会，今天这个会一定要开。跑了的那些，回来也要从严处理。”我听见老郑说。“谁也跑不了！”他提高了嗓门强调。我听出郑副团长这些话后面的意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赶紧整治一个替罪羊就算交待了。他绝对不想扩大事态。

        “吴铭示没有参加打仗呀。”连长李杰的声音，“处理他不合适，别人也不服呀。”

        “要好好整治他！”这是肖营长的声音，“这个人一惯穷凶极恶，全团有几个青年敢打老职工？他就敢打。”

        “就是他？这事我知道。”老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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