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七三年夏，父亲回原单位分配工作，我也跟着从三线回到北京，在东城区街道一个集体工厂当工人。父亲单位给我们在朝阳区安排了一套住房。但在我心里，我的家还在海淀区，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旧时的朋友们全都住在那里。

  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回老地方去了。一个认识的小孩告诉我，吴铭示也在年初从部队复员了（这不是他的真名，但我一直想不起什么名字对他更合适，就起个“无名氏”的谐音吧）。那些年，说某某人回来了，是一件令人激动的大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忽然间就天南地北各奔东西，留在北京工作的凤毛麟角。和一般的发小不同，我们这些朋友们这几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早已是情同手足了。有朋友在北京，绝对是急切想见的。

  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应，但我一开始却并没有认出他来。眼前的这个人和我记忆中的那个“红卫兵司令”、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简直判若两人。这个吴铭示病病歪歪的，二十来岁的人，就已经满脸的旧社会，头发蓬乱，胡子拉茬，腰也佝偻了，说话时嗓子里发出很响的摩擦声。尤其是，他的眼中已完全没有了过去的傲气。

  倒是他先叫了我的名字，然后不冷不热地把我让进屋。他让我坐在桌子旁边，然后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装有十来瓶啤酒的木箱子，拎出几瓶放在桌子上。

  “刚回来？”他说。

  说起近况，他说他从部队退役后，武装部分他去一家照相馆当摄影师。但他干了一个多月就让单位给退回去了，现在仍然在等待分配。后来我听别人说，吴铭示在照相馆工作表现很差，自暴自弃，整天精神恍惚，有一点时间就去喝酒，有时会醉得在酒馆里睡一夜。他好像是一个彻底颓废的人，每天喝酒当饭吃——不过我发现他从不喝白酒和色酒，只喝啤酒。

  在我们那几届毕业生中，能当上兵算是最幸运的。当时解放军享有极高的荣誉，而且最后复员能夠回北京安排工作，而不必像插队和兵团知青那样要在当地扎根。但吴铭示当兵是走后门去的。之前他也是和六九届的同学一道去了北大荒。而我在这之前两个月就随父母下放汉中三线，对他们的情况不太了解，只隐隐约约听说他犯了什么事，从北大荒逃回了北京，不过具体怎么回事不是很清楚。

  那些日子，在工余时间我们俩成天泡在一起。我们俩手里都没有钱，所以一般就在他们家聚。吴铭示自己住一个房间，我们在里面抽烟喝酒，他父母也不管。我经常是后半夜才骑着自行车，穿过整个北京城回自己家。

  说起北大荒，吴铭示嘴里几乎没有一句好话，蚊子、烂泥、风雪……还有那种劳改般的日子。我不相信那里会像他说的那么惨。有一天我告诉吴铭示，说我在当地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许多温暖。我对吴铭示说，如果不是她，我可能已经自杀了。将来我要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她调进北京，和她结婚。

  没想到，在我说的过程中，吴铭示脸上露出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好像眼角边还渗出一点儿亮晶晶的液体。然后，他再也没有说话。我慢慢地感觉到他内心的痛苦，知道自己不小心触到了他的隐痛，非常后悔。吴铭示真的有什么事吗？这个自称冷酷的家伙，什么事能把他变成一个会动感情的人？

  好几天没上他们家。一天他往我们单位打电话，让我晚上上他那儿去，他要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从那天起，几乎每次相聚他都会给我讲一段他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女孩儿的故事。

  我把这个故事记录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下面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当年谈话的忠实记录，其中还包含有与他重逢后，近几年聊天中他的补充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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