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避难湖北 (2 / 3)
        母亲上有姐，下有弟，家中姐弟三人，母亲排行老二。我们的外祖父早在母亲只有几岁时就因痨病去世，外祖母则是在1969年过世。

        大姨家和舅舅家都住在城里，两家相隔只有几百米，相互来往比较密切。

        大姨一家三儿两女共七口人，姨伯（姨夫）以做小买卖为生，没有固定收入；大姨也无业在家，除了洗衣做饭，平日靠养猪喂鸡补贴家用。孩子多，又没到工作年龄，家里经济条件不怎么好，但大姨天生乐观，总是面带微笑。

        舅舅家的条件也一般。舅舅师专毕业，擅长写作，是麻城县委专职宣传干事；舅母在变电站从事记录员工作。舅舅的四个子女中，大女儿大我一岁，再下面的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比我小。

        为了让我们这一家在麻城住得安心，两方亲属商定，除了安排父母住老屋，我们姐弟三人先安排在张家亲戚这边儿，以后随意。

        从8月下旬到10月底，我们一家在麻城老家住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每家亲戚都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们，眼见父亲在一天天在消瘦，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都想尽可能地分担父亲的痛苦，让他多一分高兴和快乐。

        姑姑作为父亲唯一的姐姐，看到自己最小的弟弟深受病痛折磨心里极为难过，多次伤心地掉下眼泪。姑姑家在袁家厂，离冷家巷步行只要5分钟，所以几乎每天她都会来看望父亲，她时常还把父亲带到自家，给父亲做他喜欢的饭菜。她把对父亲的疼爱深深埋在心里，为了不让奶奶有所察觉，她还刻意哄骗奶奶。对于我们姐弟三人，姑姑更是格外怜爱。她知道我们爱吃她炖的鱼，就总是催促姑伯（姑父）去到远一些的水塘捕更多的鱼。

        二伯母不善言语，与人无争，总是盼着我们姐弟三人能来，好给我们做我们最爱吃的盐菜炒饭，临走时还叮嘱我们下次再来。

        二伯母家的义文大哥更是忙前忙后。二伯去世早，义文大哥一直把我父亲尊称为“父”，父亲病重，大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在棉纺厂做维修工，工作之余就多方打听有益于父亲调养的药方食方供家人参考采用。他总是恭敬地聆听父亲讲述，陪父亲聊他想聊的话题。他的未婚妻也十分知情达理，协助义文大哥照顾我们。

        三伯在远离城厢的招待所做厨师，尽管工作忙，但只要有空，三伯就亲自下厨给父亲调换口味，同时叫上周家表叔（父亲他们的表弟），一起陪父亲回忆童年的美好时光。

        四伯除了安排好父亲的住宿，还想方设法搞一些土特产让父亲品尝，以此来舒缓病痛的折磨。四伯还同其他亲戚一道联系城关小学，让二姐和我在那里借读，以免耽误学业。

        大姨这边只要忙完手里的活计，她都会走上十分钟的路来看父亲，我们到她家也是无拘无束，想吃就吃，想玩就玩。

        舅舅忙于县里的宣传报道，总要下基层采访。作为母亲的娘家人，他心痛自己的二姐，也心痛我们全家，对于我们在麻城的生活安排，他总是体谅父亲这边亲戚的感受，更多地尊重他们的意见。舅舅总能和父亲聊一些更具哲理性的话题，达到交流思想、相互启发的目的。

        舅母时常把我们带到她工作的变电站去玩，到了休息日，舅母会把我们全家接到家里，做我们喜欢吃的肉丝面，有时还让爹、奶（舅母的父亲母亲）炖鸡汤为我父亲滋补身体。

        那段时间，我们充分感受到亲人们对我们全家深深的挚爱和浓浓的亲情。

        我们在麻城避难的两个月，也是中国政治格局乾坤扭转的重要时刻。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足以载入历史史册，那就是毛主席逝世以及“”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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