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冯国璋是个好同志 (2 / 2)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由于当时淮军并不重视军校毕业生，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聂士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回国后献给聂士成。可惜的是，聂士成是个老粗，他对近代军事了解有限，因而冯国璋的成果并未得到重视。

        在袁世凯小站练兵后，冯国璋被老校长荫昌推荐前去担任教习，于是冯再次献书，这次歪打正着，却遇上一位大伯乐。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冯国璋也算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好地方。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合办了占地数十万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一万五千元的中交票（折合八千大洋左右）。恽宝惠跟随冯国璋多年，他也感叹的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独叨异数”了。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段祺瑞没有参与冯国璋的家务事，但他后来也来吊唁，据冯国璋的子女回忆，段祺瑞仍旧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的径直走到冯国璋的遗体前，将盖帘揭起，看了看老友的遗容，便回身走了。后来，段祺瑞派人送来亲拟的挽联，其中便有一句是“正拟同舟共济，何期分道扬镳”。这说的大概是他们分别做总统和总理那时的事了。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我是木子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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