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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冯国璋是个好同志 (1 / 2)
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祺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2岁。冯国璋当大总统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这就是“卖鱼事件”。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就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的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冯国璋在幼年的时候入私塾就读,成绩还算优秀,在年长之后,他又去了保定最出名的莲花书院读书,但不久即因为家计困乏而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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