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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章汉家能用武 元戎号令严 (2 / 3)
同时8月21日晚,常凯申得到消息,日本政府已经拒绝英国调停。这一消息传来,又让蒋极为沮丧,“优心倍增”,他不得不马上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通知对方中方决定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立即签约,以换取苏联对华提供军事援助物资。
这也意味着常凯申试图依靠列强调停的计划范围画饼,面对亲手揭开的上海战幕,常凯申不得不硬着头皮奉陪越来越多的日军,将更多兵力投入到淞沪会战中去。
日本参谋本部鉴于在8月下旬至9月间调派了陆军两个师团又一个支队进入淞沪战场,但攻势进展不大,战局呈现胶着状态,于是决定再次调派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空军一个团前来参战。这些部队在9月中旬起分批在上海登陆。至9月20日前后,日军除在上海附近的海军部队外,在长江和黄浦江沿岸集结有陆军五个师团,另十五个大队,共约12万人,拥有战车两百余辆、飞机两百余架、火炮三百余门。
随着日军再次增兵,南京政府也不得不相应增兵。9月21日,南京统帅部改组第三战区领导机关,由常凯申自兼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陈诚分别继任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参战部队组成右翼集团、中央集团、左翼集团三个方面的作战军,左翼集团辖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中央集团辖第九集团军和第十八、第六十一师等,右翼集团辖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余个师和五个炮兵团。
到10月间,淞沪战役真正演变成为全国的主战场和作战重心,。至10月上旬,日军的兵力已增加到近20万人。中国方面,常凯申在10月间又继续增调第二十一集团军、第十一军团、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二十五军团等部队。至10月底、11月初,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师上下。淞沪会战终于由一个几万人围攻几千人的小战役,经双方不断“添油”发展成一场交战双方兵力过百万规模的巨大会战。
由于淞沪会战从一开始就在军事因素之外的因素上考虑过多,导致淞沪会战打成了一场更关乎颜面的政治仗。
1937年8月下旬,日本第一批增援部队陆续抵沪,并于23、24日大举在浏河、川沙口、张华洪等处登陆,上海战场的形势迅速开始发生逆转。检阅战报时,常凯申常常怒火中烧,对负责第三战区的陈诚和第九集团军的张治中,颇多斥责和痛骂。其忽而痛斥“张治中指挥无能”,忽而指责何应钦用人不当,忽而大骂空军主将“愚劣怯懦”,且常常发起脾气来“责骂(下属)不留余地”。
妥协既不可能,军事上又无胜算,常凯申这时自然更加看重外交干预的可能性了。虽然各国无意介入中日战争,蒋还是在暗中设想派宋美龄赴苏,派胡适赴美,派蒋百里赴德、意,采取主动,或可促进各国政府出面干预。只是,人尚未如期派出,中国军队在上海的阵地已数处被日军突破,弄得蒋一日数惊,逞逸不能终日。其虽一再为自己打气称:“上海之得失,不关最后之成败”但他已经不能不开始考虑张发奎等将领的提议了。此前,张发奎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而蒋则力主:“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这时,常凯申也开始在暗自反思:“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抵抗乎?”
9月23日,上海罗店守军在日军反复进攻下发生溃退,常凯申终于决心部署撤退了。虽然他注意到部队仍有一定战斗力,相信“沪战尚可相持”,但他已经意识到继续坚持上海抗战并不能造成国际干预和日本让步的局面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常凯申终于明白,经过一连串的误判,他的计划只能失败了。
9月27日,常凯申开始研究如何转换战略方向的问题:是“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呢,还是集中主力“击其一点”好呢?或是利用平型关战役的胜利,督促山西方面主动出击,使敌被迫分兵好呢?抑或现在就采取“持久”战略好呢??思来想去,蒋并未能提出十分明确的军事战略。当然,蒋始终不能忘怀他发动淞沪抗战的初衷,即以夷制夷。他因此反复考虑是否应将大战的战场从华北转向黄河以南地区,即我“外交重点在英俄,如何运用之?引敌深人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可乎?”
10月1日,眼看自七七事变以来种种战略策略均告失败的常凯申,暗自反省了对日关系及政略问题。其检讨最后确信,对日战略策略之无效,根本上不在自己一方之失策,而在日本侵华野心之不可遏制。
10月26日,战略要点大场镇被日军攻占,中国军队中央作战部队的侧背暴露于日军攻击之下,导致中方全线动摇。常凯申此时已心灰意冷,仅自勉道:“大场失陷矣,尽人事,听天命,勿慌急!”“沪战本未列人整个抗战计划之内,且一时与局地之得失,无关全局之胜败”。且自定此后之和战原则道:“国际调解则可,单独交涉则不可”;“抵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既然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蒋不能不暗自鼓励自己称:“有我在世,中国必能挽救,此非特自我之自信,实已成中外人士普遍之心理矣。余何自惧乎?”
时至于此,整个上海抗战已告失利。常凯申再无办法推动各国干涉和阻止日本进攻了。
常凯申为了以“打”来“促”成国际干预,否定了不少高级将领提出的沪战应当贯彻“持久消耗”原则、适可而止的建议。在9月间的松江军事会议上,张发奎等主张沪战应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
在当时担任最高统帅部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也并不认为集中全军主力于淞沪战场作战是适当的。在回顾淞沪会战时,他曾说道,“如果039八一三039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待,只作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的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抗战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更大。”
先是张发奎和张治中,后来又有白崇禧和刘斐,都向常凯申提出不同意见;李宗仁也向常凯申进言,但都遭到拒绝。张发奎回忆道:“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常凯申)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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