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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一 (2 / 11)
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九月七日永昌向常凯申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常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常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常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在我这个时空的1937年7月7日,徐永昌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关键职务。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大家老听到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称呼常凯申为委员长,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机构的委员长。
和历史上一样,徐永昌是辞去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后,投奔老常担任这个职务的。徐永昌生于1887年,比我大十岁,他是中国陆军界一个传奇,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是山西人,幼年贫苦,他十四岁又遇到庚子拳乱,有老者可怜他,把他收入大清武卫左军做杂役。就是这么个苦人儿,居然在当杂役后十年内,发奋学习,民国五年从北洋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
老徐和我是26年发生交集的,我当时带领黄埔军校工作队去北方国民二军准备建立西北革命军,后来国民二军被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阻击,彻底溃散,当时我和邓宝珊等在五原建军,很多国民二军的官兵逃到了山西,我们想把他们收拢到五原来,可是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老邓就是托老徐跟老阎求情,让我们派了办事组去山西招揽队伍,这才把很多国民二军失散的官兵送到了五原。可以说,徐永昌对于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建立,是有功的。
后来国民军南口大败,徐永昌自己也投了山西,他为人宽厚,军事素养高,能文能武,阎锡山从此倚为干城,他也确实给阎很大回报。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徐永昌反而主政山西,但是他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多方斡旋,总算说通了常凯申让阎锡山回到山西,老徐把山西军政完璧归赵。
正是由于老徐有这种优良品质,常凯申对他印象也很好,1936年底,老徐和老阎闹了些意见,就辞了山西省主席的位子,去了南京,老常在37年初,请老徐接了病重的朱培徳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长的职位,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是老徐一向温和,与阎锡山没有翻脸,而是成为了阎锡山和常凯申的沟通渠道,常凯申也利用老徐与阎百川和我的多年关系,这次在对日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常凯申想整顿兵工,就派徐永昌带领兵工署的一帮子人先到太原,考察了太原兵工厂,然后再和太原兵工厂的人汇合,一起来西北考察酒泉兵工厂。
西北边防军是全国最早建立自己的装备体系的部队,从步枪到炮的各种制式武器都是1929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确定的。同年度,西北武警司令部(为了避开编遣会议的麻烦,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改称国民政府西北武装警察部队)以未来可能的反侵略战争为标的,制定了西北武装力量整备十年计划,我们称为民十八精实案。现在西北边防军的编制、体制、装备、训练等等,都来自于该方案。
真实历史上的中国,工业基础很差,兵工厂产量少得可怜,1931年九一八前,全国兵工厂设备老旧,重武器不能生产。由国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仅有上海、金陵、汉阳、济南、德州、巩县、华阴等地的兵工厂,四川、广东、广西、山西等兵工厂则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生产技术都比较落后。“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兵工厂被日本侵占。
附表1:全国兵工厂一览表(1931年3月13日)
汉阳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52架、十年式山炮2尊、三七平射炮8尊、八三及七五迫击炮20尊、步枪200枝、自得来手枪200枝。
上海兵工厂月出三十节机关枪64架、克式七五山炮6尊、克式陆炮1尊、八二及四五迫击炮50尊、六寸及八寸白郎林手枪20枝。
金陵兵工厂月出马克沁机关枪35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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