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明逋赋的本质原因——赋役白银化的负面效应 (2 / 10)
        而16世纪中后期江南等地的赋役改革只是调整了当地的赋役不均，并没有减轻赋役负担本身，因此每年仍有大量白银作为货币化的赋役流往北边，从而造成当地银的不足，也就是经济学上的“通货紧缩”现象。

        不过，岸本随即指出了这一观点的不完整性。因为经过她的进一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南银北流”并未真如明人担心的那样一去不复返，而是通过商品流通的形式大部分回到了内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

        此外，16世纪后期，美洲和日本白银开始大量输入东南沿海，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赋役折银给东南发达地区带来的货币损失。

        在这种前提下，16世纪末到17世纪20年代之前。江南土地、米粮价格仍然一蹶不振，大量的白银究竟去了哪里？

        岸本给出的解释是：“白银从农村不断地被吸纳上来，总体正在增加的银，并没有使全国的农村得到好处，而是不均衡地分布在部分地区及大都市富裕阶层的手中”。

        “与一般农村的萧条状况正好相反，这样的银的不均衡分布，在个别地区制造出了孤立的‘繁荣’。”（《关于明末土地市场的一次考察》）

        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政体制变迁造成的“南银北流”外。。还有因商品经济发展造成的城乡分化、贫富分化，白银聚敛之风蔚然而起。

        有足够史实证明，晚明大量白银实际集中在居于城镇的贵族、官僚、士绅、富商大贾手中。

        比如，正统以来，文武大臣、宦官因罪被抄没家产者，内含白银数十百万甚至上亿两不等。（《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

        此外，万历皇帝还曾长期派遣“矿税监”直接到地方掠夺社会财富，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九年间，皇帝、矿税监、参随及其爪牙就从各地掠夺了3000万两白银。（《反“矿税使”民变的再检讨》）

        问题是，白银聚敛在少数人手中后，相当一部分并未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单纯体现在货币的储存手段——窖藏之上。

        比如，崇祯二年，入“逆案”削籍为民的昆山人、前大学士顾秉谦，因积怨乡民，其家被聚众焚掠。八十岁的顾氏“仓皇窜渔舟得免”。为保老命，他主动“献窖藏银四万于朝”，才得以寄居他县，了却余生。（《明史》卷26）

        于是，“应天巡抚曹文衡以奉旨开顾秉谦窖藏，令吴江知县熊开元同昆山知县李拯掘出银四万四百四十八两五钱，除秉谦户下应输各年钱粮一千四百二十四两三钱七分，余者抵作昆山小民正项，帝令解工部用”。（《崇祯长编》卷26）

        一窖藏银四万余两，这笔看似不菲的银子，对当过数年内阁首辅的顾秉谦来说，虽不敢称“九牛一毛”，但也绝非其全部家当。至于“甲申之际”，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对明朝王公大臣的“追赃比饷”，所得之银有数千万至上亿两之多。可知明末私人敛银之富，远可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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