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初年裁革东江军镇军饷始末——“惟是总兵毛文龙举动，近来多不厌人情” (3 / 12)
        崇祯对潘士闻的奏疏，旨意是“毛文龙专阃海外，今已八载，粮饷器械转输不赀，近额皇赏辄开五十万，果有是实数否？这本移镇要害近地，查兵稽将，及限兵数，尽汰冗员，省费课，实确然可行，余俱依拟”。

        崇祯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奉御史范汝梓再纠毛文龙，奉圣旨“毛文龙受国厚恩，岁饷不赀，自当枕戈环甲，战奴西渡，或直揭其巢，或潜击其后，方成牵制。这兵额该部即着定其数，照数转饷，自崇祯元年为始，各捣屯以节制之兵兼议开屯，文龙仍往来料理，得是。海外将领应听登抚统辖，方可约束该部，即酌议来”。（《圣朝新政要略》卷9）

        十月，南京陕西道御史陈必谦称“及举朝倚重毛文龙，时独公辅言其不足重轻，今其言卒验矣”。（《颂天胪笔》卷14起用《南京陕两道御史陈必嫌题为进述微臣被陷之并及官受诬之苦仰祈圣膝疏》）

        崇祯二年二月，夏之令长生员夏承为父亲被阉党冠以诋毁毛文龙名义逮杀而鸣不平：“文龙孤军糜饷，虚张功伐，实国家一大蠹，今廷臣犹以撤还入告，奈何独以臣父之言为罪案？”（《颂天胪笔》卷20颂冤《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长男生员夏承谨奏为：父枉死非刑奇冤莫白谨浙血陈情仰祈圣明俯赐昭雪以正国法以仲公道疏》）

        可见，当时毛文龙不能牵制、虚兵糜饷、杀降冒功等等已是一时公论。

        崇祯在潜邸时对毛文龙的功罪洞若观火，他的看法与舆论是一致的，我们从崇祯的诏旨便可看出这一点。

        当他即位初，毛文龙的阉党同伙丰城侯李承祚上疏为其颂功，崇祯的旨意是“毛文龙牵制之关，部科道臣自有公论，何必浮谈市德？朕御极之初，曾几何日，而连疏渎奏，殊不谙事体，姑不究，以后不得烦扰”。（《颂天胪笔》卷1谕旨）

        此事在朝鲜人看来意味着崇祯的英明。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

        二月癸卯载“丰城侯李承祚上疏褒毛将，极言其功巨赏微，显有欲遏移镇之议。皇上以‘浮谈市德’为教，兵科又参其狂噪，皇上之明见万里，于此亦可见也”。

        又同卷仁祖六年正月己丑载，鲜王担心毛文龙此前多有诬陷本国之事恐难以暴白，奏闻使权怗称“天在潜邸时，已知我国事情，少无信谮云矣”。

        与弹劾毛文龙之罪的同时，移镇之、清核东江兵马成为朝臣的议题。先谈移镇。

        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任职兵部尚书的阎鸣泰再次提出了据守盖州套之，他认为盖州套具有联系两大战场的重要作用，应该让由觉华、登莱水师据守，以呼应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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