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将权的恶性膨胀与阉党乱政之弊端——以天启年间毛文龙其事为例 (3 / 8)
        旅顺游击张攀为东江镇属官，奉朝命来旅顺任事，已经一月，毛文龙因“回文不及”，未知朝命，竟派遣张继善等四员将领前来驻防，并于五月十九日将所在兵民全部载回东江，旅顺之防遂空，此事毛文龙竟“前后并无知会文移”（《明熹宗实录》卷61）

        对这种擅权的做法，武之望颇有怨言，因而上疏请专一事权，并惩处勾敌的曾有功。

        六月，毛文龙上疏反驳，称“若张攀者，臣实幸其去。据其哆谈忠义，似可大用，然投之握算，不知纵横，恐力任重，有负所知耳”，又袒护曾有功，称登莱官将“张盘、朱国昌虽死犹生，视之奸逃将竟席府库为己资，旋择膏腴为三窟，不啻天壤。使其窜伏内地，不生忌懻，不作风波，犹之可也，今且鸣张盖，含沙射人”。（《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3《天启五年六月初十日塘报》）

        该年八月，又有换俘之事，武之望上疏言“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据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言外之意，个中有不可告人的隐情。（《明熹宗实录》卷62）

        九月，武之望上疏弹劾毛文龙“专制海外，糜饷饰功，擅权横恣”，请设重臣驻扎于石城岛、广鹿岛适中之地，节制两镇。”（《明熹宗实录》卷63）

        毛文龙以饷银召买商货，超额近一倍，武之望不愿支给额外部分，毛文龙让武之望代请增饷，武之望又不许，因此，两人势同水火。

        该年闰十一月，毛文龙上疏诬诋武之望，武之望愤而上疏奏辨，并求罢：“臣初抚登时期与文龙同心共济移书相劝勉，捐资相接济，乃数次文移，杳无一字相应也。既而捐米助张盘，以救水火之民，不惟不以为德，而且以为摇夺矣。曾有功勾虏陷张盘，臣查提以正奸之罪，不惟不以为罪，而且以为陈国才嫁祸诬害矣。

        至七月中，忽移文相继而至。一则铁山失火实有其事，而移文于臣，却谓登官造谤，令臣戒谕之。一则赊欠商货，万口喧腾，而移文于臣，反谓登官挠阻，令臣究治之。一则朱家龙得罪该镇不知何故，乃差官相继锁拏，而又移文于臣，谓家龙以饷银二万余馈送登州士绅及各上司，令臣拘解过海究治之。而屡疏言旅顺事，其言揶榆诋诬，无所不至，臣虽不足惜，独不虑轻朝廷而辱节钺之体耶？”（《明熹宗实录》卷65）

        明廷认为毛文龙为后金所忌必当容护，登莱巡抚又不可裁撤，于是决定将武之望升调，而“登抚员缺另行推补”。

        这样，武之望与毛文龙的矛盾，就以武升调南京吏部右侍郎，毛继续任事而告终。

        明廷自以为这是既重封疆又存纪纲的良法，殊不知这客观上助长了毛文龙的跋扈之势，正如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吕纯如所担心的那样“登镇者以节制海帅，非受海帅节制者也。若以同事睚眦，遽撤之去，则目前之纪纲倒置，而日后之钤束更难矣”。（《明熹宗实录》卷66）

        不受督抚节制，专擅跋扈，毛文龙的这个问题在天启年间是逐渐养成的。

        武之望去职后，弹劾毛文龙“此其跋扈之势与古安史何异”，这个法存在个人恩怨的成分，其实毛文龙的军阀跋扈之势完全显现是崇祯初，此时尚不是非常严重。

        再谈毛文龙对军队的控制，主要指毛文龙在军队中培植亲信势力，力图将东江军打造成依附他个人的私人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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