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文龙所主东江军镇为例 (1 / 9)
        本文在部分情节上涉及古代军需供给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绝大多数读者对古代军队概念、军饷运输和军需贪腐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在本文开头以晚明东江军镇为例，作为相关资料的补充明。

        天启二年，毛文龙在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得到朝廷的肯定，接济军需、调发援兵成为舆论的普遍倾向。

        天启二年五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请大开海运，多给米豆、火药、器械及饷银数十万，宜敕速发接济”（《明熹宗实录》卷22）；同年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请接济毛文龙“再于登、津发粮二十万、豆十万，买布三万疋，随解东江，庶可以壮声援而潜捣巢”。（《明熹宗实录》卷23）

        兵部题覆意见是“一并督发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速为料理”，得旨“俱依议行”。（《明熹宗实录》卷24）

        八月，毛文龙请饷三十万募辽兵，首辅叶向高即上疏云“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龙招募辽兵，须饷三十万，蒙给饷银十万，而前银已尽……臣等各拟十万两，少应其请”。（《明熹宗实录》卷25）

        熹宗一时未许，后兵部题覆毛疏准发帑金五万两，由登州通判王一宁率水兵三千赍饷渡海。海运接济东江，或时人所称的鲜运，即自天启二年始。

        海运输给东江，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天启三年正月，督理辽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上疏请求改朝鲜运道于登莱，登抚袁可立以登兵海防事重为名反对，鲜运遂分由天津、登莱共同承担，运船则有官船、民船之分。

        米豆本色、布匹主要由天津发送，饷银与衣甲、器械、火药等物则由登莱起运。

        天津鲜运船一百六十只，水程出海二三百里，必由勸海抵登州，“多礁石，及铁板以触，舟立碎”，海运风险大而且费时日。

        而登州船只一百四十只，在水程下海后，一路经由庙岛、蛇肌岛、皇城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鹿岛，最后到达皮岛，除了到庙岛的路途中有礁石，有点风险，又需防范飓风外，从庙岛到皮岛都是“随岛停泊，但候顺风，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明熹宗实录》卷30）

        天津由于海运艰难岁只一运，登莱岁则二三运，总共有运船二三百艘，每船运米六七百石，一年可运约本色米豆和折色数十万。

        明廷初定东江之兵额为二万，月饷本色五斗，年额本色米十二万石。据天启三年三月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称：天启二年天津接济东江的鲜运“共用船一百六十只，共装粮料一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石，除失风外，其抵鲜者共计九万二千三百七石四升”，“每石脚价四钱二分，共银五万四百两”，而“梭布、平机细布共三万疋，每疋价银二千，共该银七千五百两”，“加以运官廪从及向道工食之数，非六万金不可”。（《明熹宗实录》卷32）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年总共收过军需：“至天启二年，幸原任监军道副使梁之垣义矢同舟，于春初风涛之中，首先出海，三次付到帑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九钱八分九厘，买籴丽粮，救济嗷嗷……于本年收过都司李惟栋解到饷银二万三千两，都司唐尧卿解到饷银一万七千两，天津委官陈汝明等解到米豆八万三千石、布二万匹”。（《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毛文龙称天启二年实收米豆八万三千石，然而该年毕自严称实收九万二千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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