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宇宙目的论”的历史展望
  “宇宙和谐论”和“宇宙目的论”属于人类最古老的哲学和科学认识，如果我们将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认识理解为神话，那么人类的哲学和科学起源于神学。古代的宇宙和谐论和目的论含有更多的神学成分，而现代的宇宙和谐论和目的论含有更多的哲学和科学要素。从朴素、神学的和谐论和目的论转变为复杂、科学的和谐论和目的论，人类的哲学认知方式相应地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心智哲学转变为实在论，从神秘主义和辩证思维转变为求证主义和分析思维。中西方有关宇宙和谐论和目的论的论述浩如烟韩，博大精深，积累的资料达到“图书馆数据库”的量级，我们即使读完几个博士学位的课程也难以消化这些分门别类的资料。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都发表过自然和谐论和目的论、社会和人生和谐论和目的论的见解，从人类的诞生到现在，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和谐宇宙和社会，目的宇宙和社会的思索。科学家没有将和谐论和目的论限定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哲学家也没有将和谐论和目的论限制在社会科学的范围。目前，中国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生态，从传统和现代的“和谐论”中吸收了营养，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历史和现实的“目的论”中获得启示。

  人类的科学更能从“宇宙和谐论”中找到源泉和成长的动力，而人类的哲学更能从“宇宙目的论”中求得根源和生长的推动。尽管和谐论和目的论属于两种不同的哲学和科学学，然而，我们能够发现两者的“等效性关联”，用“等效原理”来解释两者在内涵和形式上的一致性。不仅如此，本作者发现在“宇宙和谐论”、“宇宙目的论”和宇宙学的“人择原理”三者之间存在等效性，我们能够从三者的共同性中找到“等效原理”的适用范围。具体来，强的“和谐论”和“目的论”对应强的“人择原理”，而弱的“和谐论”和“目的论”对应弱的“人择原理”，本作者甚至认为“宇宙和谐论”接近“物择原理”，而“宇宙目的论”接近“神择原理”和“人择原理”。宇宙和谐论和目的论是哲学化的“人择原理”，而宇宙学的人择原理是科学化的“宇宙和谐论”和“宇宙目的论”。本作者第一次用“等效原理”来解释和谐论、目的论和人择原理的共同属性，用和谐论和目的论来阐明“人择原理”的哲学根源，这是一种思想探索的尝试，用哲学“目的论”来解释，就是将连接宇宙学和哲学的“桥梁”架设起来，用以明哲学“等效原理”的普遍性和适用性。本作者不会将宇宙哲学的思维仅仅局限在“等效原理”的描述上，只是会将这一原理“讲深讲透”。“等效原理”指向了辩证法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指向了事物的“可转换性”，指向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转换。

  从宇宙和谐与秩序中，人们联想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甚至设想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特征，从宇宙的演变和目的中，人们设想了人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甚至联想到公平、正义和富裕的“未来社会主义”，既然能够从自然和谐的本质和目的中联想、或者设想人类社会和谐的本质和目标，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宇宙哲学的“等效原理”不仅适用于对自然规律的描述，而且适用于对社会规律的刻画，即：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论和目的论符合“等效原理”，我们只要记住一点，自然和谐和目的属于客观的属性，而人和社会和谐和目标属性主观的属性，人类共同的主观属性就是人的社会性，或者社会的客观性。中西方科学更多地是从“宇宙和谐论”中发源的，而中西方哲学更多地是从“宇宙目的论”中开启的。科学起源于“和谐论”。哲学起源于“目的论”，这相当于科学起源于对日月星辰和谐运行的认知和解释，哲学起源于对万事万物运动和变化原因的理解和分析。先有日月星辰的运行和万事万物的变化，后有人类的诞生和成长，自然不是人的产物，而人是自然的产物。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广义测不准原理”来讲，我们无法精确地测定人类诞生的具体日期），人类开始不断地向自然学习，了解和掌握自然生存的法则。更多地了解自然必然加深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反之，更多地了解人类自身必然加深对自然的理解。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形成了人类生存的“第一法则”，违背自然的和谐和目的性就会受到“第一法则”的惩罚。现在，保护环境，建设生态家园成为人类的共识，如果不能建设一个环境友好型和生态美好型的社会，那么富裕、公平和正义的高级社会形态就会失去生态环境的支撑。

  同样是从“宇宙和谐论”中诞生了科学，从“宇宙目的论”中产生了哲学，但是，中西方科学和哲学的表述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科学和哲学更多地使用抽象性的表述，而中国传统的科学和哲学更多地使用具象的描述，传统的中国科学很少使用符号化的语言，基本不用概念化的定义、定律和公式，很少将哲学整合成系统化、理论化和格式化的规范体系，写成晦涩难懂的“大部头”专著。不能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的元素，只能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缺少符号化、公式化和原理性的表述方式。实际上，中国科学和哲学只是在近代落伍了，从近代欧洲发生工业革命以来，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科学和经济落后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缺少中国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名字，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中国制定了民族振兴的发展目标，中西方在科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大大缩。我们既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的营养，也要从多元和快速发展的西方科学和哲学中吸纳有益的成分，在科学和哲学的振兴中唱响“全球化”和“传统化”相互融合的“中国好声音”。目前，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结合上，“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除了中西方科学和哲学两种基本的形态之外，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对中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渗透和影响，也许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古代和封建王朝的中国和印度、西域国家的文化交流没有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那么通畅，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阻断了中国和古印度、西域国家的经贸和科技交往，尽管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古印度、波斯、阿拉伯国家的交流非常频繁，但是，艰难和遥远的路途还是阻碍了中国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伦文明之间深入而全面的交融。古希腊罗马的神学和哲学，数学和几何，医学和“炼金术”，天文学和气候学等学科主要是从东方文明古国获得的，经过了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哲学家和“能工巧匠”的整理和改进。西方科学和哲学文化的“根”在古希腊罗马，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根”则在古老东方的文明古国。到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格局发生了根本逆转，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像西方的工业和贸易一样占据了世界的主流，取得了世界文化的统治地位，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衰落了。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和开普勒从“宇宙和谐论”中发现了太阳中心，伽利略发现了惯性和自由落体运动定律，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在行星椭圆运动的轨迹中寻到了微积分的痕迹，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找到了微积分完整的表述和符号形式，爱因斯坦建立了量论和相对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宇宙目的论”中发现了机械论和辩证法的区别和联系，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论和量论不是人类科学认识的顶峰，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人类哲学认识的终结，中西方的科学家从“宇宙和谐论”和“原和谐论”中能够找到更多的科学发现，甚至建立超越相对论的“新物理学”，同样，中西方的哲学家从“宇宙目的论”和“原目的论”中能够取得更多的哲学发现，甚至将中西方哲学、马克思哲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高度。宇宙和原的和谐与目的性蕴含了太多奥秘，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构建了“新哲学”的可能，“历史的终结”不会出现在人类科学和哲学的探索中。

  （邓如山2017-3-22deepmind_123@163.）

  theoryof“Teleologyofthe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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