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扼杀 (1 / 2)
        第五十四章　扼杀

        在后世的清末民初，袁世凯所窃据的北洋系统，对中华的破坏力，那是相当巨大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孙大炮的同盟会，那帮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所谓民族精英的部分功劳！

        袁世凯，只是游刃有余地，借助了三方势力（满清朝廷、同盟会、洋人）之间的角逐、冲突、利益纠葛，为北洋系统最终演变为“北洋军阀”，把这一现代中华历史上的第一大怪胎乔装打扮一番后，粉墨登场，打了一手好牌。进而逼迫“脑残人士”孙大炮之流，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满脑子帝王将相、家国天下的袁大头，能够带领中华民族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独立的共和制道路，而主动把国家大权拱手相让于袁大头。

        其它不说，就是孙大炮之流，自以为是地把国家大事，视为自己家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臆断，而随意处置，就可见它们也是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浓厚的“伪革命者”，再加上其为了推翻满清朝廷，不惜与日本人达成的那些极为“脑残”加幼稚的秘密协定，眨眼之间，中华的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就被孙大炮以比满清还高效、价廉的代价，卖给了日本人，他们之所以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就因为一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

        吼哥认为，九一八、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后来的卢沟桥事变，第二次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都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因为，标榜自己是“国父”孙大炮的最好学生和继承人的蒋某人，可能是知道孙大炮与日本人在满蒙问题上的秘密协定的人之一。

        荣任中华第一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也应该是更清楚这一秘密协定的人之一。

        因此，两人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上，最初是基本一致的，以牺牲中华局部利益，来换取日本人的“谅解”与停止进一步的讹诈。

        日本人在没有对平津地区进行实质性占领之前，蒋某人和汪精卫的那条底线还没有被突破，一旦日本人狂妄地侵占平津地区，打破了蒋某人的底线，他就不得不有所表示，号召全国进行全面抗战，但是，他还是对日本人，或那个帝国主义列强可以正大光明地肆意掳掠弱国的国联，抱有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幻想。

        至于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人，实施其“曲线救国”理论实践，甘愿做中华第一大汉奸，那是因为他在中华民国权力结构之中，没有军权！在国民党内部是日薄西山、大权旁落、心有不甘，不得不实施的一种自我拯救，目的还不是为了中华的那最高权力吗？

        汪精卫，也算是一位“脑残人士”，为了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情愿做一个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不得不说其脑残的程度不浅。事实上一个像孙大炮一样，只会玩弄嘴皮子，辞藻华丽的文人骚客，本来就不适合做一位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权力的诱惑又确实太大，因此，才出现了民国时期，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怪现象。

        就像共和国时代一样，一大批教师、科技工作者，都寄希望于自己在专业上得到上级的认可和赞赏之后，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个一官半职，从而衍生出稀奇古怪的学术剽窃、学术垄断、学术霸主，中华培养的大量知识分子，也就深陷于“官场漩涡”之中。

        其最滑稽的事例之一，就是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不管其是否适合做领导，都被大量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不仅造成共和国教育智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造就了不少的“官场笑谈”、“官场轶事”。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还是有道理的。

        你教教得好，不一定表示你有领导才能，班主任做得好，也不一定就能够领导、管理好一个学校，要提拔这些优秀教师，至少首先要把他们送到党校去学习行政管理，本来在教专家的人，立即要成为行政管理的专家，那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优秀教师，势必要花费精力去处理与他的教学无关的事情，势必就要减少他的教学时间，事实上就会形成一种优势教育资源的浪费。

        大概可能是几千年“官本位”的观念作祟，使得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官员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奖励这些优秀教师的最好奖品，就是给他一顶“红顶子”！

        这种上下一致的愚蠢做法，从而造成在教师队伍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极为恶劣的共识：教育人，只是一张美丽的画皮，教、考试、一鸣惊人、做官，变成了一种新时代的“升官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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