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武侠小说家琐记 (4 / 7)
        一九六○年熊氏以“古龙”为笔名，尝试写武侠处女作《苍穹神剑》，但技巧甚劣，有如故事大纲。嗣后，推出《孤星传》、《湘妃剑》、《失魂引》及《剑气书香》等书，文情不俗，乃渐有起色。但古龙初出道就“不老实”，《剑毒梅香》和《长干行》都是先预支稿费，写了第一集就跑，而分别由上官鼎、高庸二人接手续完。这当然与他的生活yu望及写作态度有关。

        正如古龙在〈一个作家的成长与转变〉一文中所说：“为了要吃饭、喝酒、坐车、交女友、看电影、住房子，只要能写出一点东西来，就要马不停蹄的拿去换钱，要预支稿费……为等吃饭而写稿，虽然不是作家们共有的悲哀，但却是我的悲哀。我相信有这种悲哀的人大概还不只我一个。”

        其实然而不然！据统计，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三年这四年之间，他就写出了十四部（全）武侠小说；每一集稿费自五百到两三千元新台币不等，按当时物价估算，足够过一个中等以上的生活。以其“迅猛龙”的快笔捷才及丰厚收入（每一部作品至少有十集），何致于为吃饭而悲哀发愁呢！又怎能开了小说书头就溜之乎也呢！可见他是多么的挥霍无度，又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因此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出版商敢用他的稿子，他只好替卧龙生、诸葛青云捉刀伐笔，临时补个一章两章；或在一旁做“江湖小弟”伺候着大爷颜色，甚不得意。

        以古龙之心高气傲，当然不甘就此雌伏。在这段沉潜期，相信他曾流览了一些日本时代小说的翻译本；特别是对有关“剑圣”宫本武藏的传奇故事及电影产生浓厚兴趣。加以真善美出版社长宋今人更高度评价陆鱼的《少年行》（一九六一年）说：“《少年行》的风格、结构和意境，除掉特别强调武功这一点外，较之欧洲十八世纪的文学名著，并不逊色。这种“新型武侠”的写法，是颇可提倡改进的。”（详见该书扉页〈少年行介绍〉文）

        凡此种种，均对壮志消沉的古龙起了一定程度的刺激作用。因此他发愤图强，求新求变！终于在一九*年写出“无招破有招”的《浣花洗剑录》，以东瀛武士的“迎风一刀斩”取代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奇招妙式。他在这部书中，运用了许多饶有诗意的语言文字来营造气氛，刻画人性，颇富于生命哲理；尤以对话之隽永，节奏之明快，均非一般武侠作家所及。从此，古龙“破壁飞去”，已不再受传统武侠套子所拘束；他建立了“新型武侠”的里程碑与典范，却也是他一切“简单化”的开始。

        与此同时或稍后，《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书源源推出，古龙声势越来越盛。迨至一九六七年，以“风liu盗帅”楚留香为主角的《铁血传奇》登场，立时轰动武林。古龙终于后来居上，成为“新派掌门”。由是众望所归，雄霸天下！而《多情剑客无情剑》（一九六九年）的“小李飞刀”李寻欢故事，则与楚留香系列小说齐名，双星并耀，一时瑜亮。及搬上电影、电视大小银幕，古龙和他笔下的楚、李二侠更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了。

        一个“古龙新派武侠时代”乃正式宣告来临！

        古龙之所以会在短短几年间蜕变成功，除靠自己本身能掌握时代的脉动（台湾经济起飞，读者口味讲求精简实惠），努力突破创新外，亦与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名导演楚原特别激赏古龙小说有关。据知在一九七○年代初，楚原即执导了《流星?蝴蝶?剑》（一九七○年）、《萧十一郎》（一九七○年）及《天涯?明月?刀》（一九七四年）等名著，为古龙锦上添花，大张其目。而金庸则在一九七二年写完《鹿鼎记》后封笔，并将古龙视为《武侠接班人》（由倪匡推荐），力邀他在香港《明报》上发表《陆小凤》系列作品；由此声势更盛于前，几乎可以与金庸分庭抗礼了。

        在此必须要补充说明的是，据旅加女作家冯湘湘考证研判：不论是古龙笔下的楚留香或陆小凤，都明显脱胎自日本武侠大师柴田炼三郎（一九五一年荣获“直木文学奖”）的小说人物源氏九郎与脉狂四郎（分见《秘剑血宴》、《脉狂四郎》二书）。因而作张作智，乾坤大挪移！乃将日人所谓“风雅的暴力”和“苦涩的美感”化入小说，卒能产生出奇的效果。（拜见冯湘湘作〈古龙与柴田炼三郎〉，原载二○○一年三月《香港文学》。）这自然是与古龙不断求新求变、借力使力的审美心理有关。

        的确，古龙很早就有革新武侠创作的自觉。在《欢乐英雄》（一九七一年）卷首，他写了〈说说武侠小说〉一文，很能代表他求新求变的看法，值得引述：

        “在很多人心目中，武侠小说非但不是文学，甚至也不能算是小说；正如蚯蚓虽然也会动，却很少有人将它当作动物。造成这种看法的固然是因为某些人的偏见，但我们自己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武侠小说有时的确写得太荒唐无稽、太鲜血淋漓；却忘了只有“人性”才是每本小说中都不能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的。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呢？（下略）

        “所以武侠小说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不但应该变，而且是非变不可！怎么变呢？有人说，应该从“武”变到“侠”。若将这句话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武侠小说中应该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血！（中略）我们不敢奢望别人将我们的武侠小说看成“文学”，至少总希望别人能将它看成“小说”；也和别的小说有同等的地位，同样能振奋人心，同样能激起人心的共鸣。”

        这固然是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之论，但可惜古龙首先将革新求变的矛头指向小说文体，指向传统文化——前者针对报刊及出版社“论稿纸行数计酬”的惯例，滥用散文诗体或叙事诗体分行分段，遂使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文理、文气乃至语法结构全拆成碎片，不知所云！后者则打破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而以近代西方超人理论、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及心理分析学之皮毛取代了儒、释、道三家生命哲学内容。于是通篇只见尼采、沙特式偏颇语句出没其间，到处充斥“绝对”或武断之词。这又导致“大男人主义”无限膨胀，只重朋友交情，却轻视女性的自主能力（与司马翎恰恰相反）。但世人习焉不察，竟视其简单化的逻辑推理及语法为时尚，实在可悲！

        总之，名成利就后的古龙终日与醇酒、美人为伴，吃喝玩乐，无所不为。其放纵酒色的结果，自然造成健康受损，脑力亦大不如前。故有《白玉老虎》（一九七五年）以降，他就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作品，而陷于“为新而新，为变而变”的困境。

        一九八○年古龙自组“宝龙电影公司”，拍了一些武侠片，企图力挽狂澜，终告失败。同年与元配梅宝珠离婚，其二子一女均随母而去，他更加寂寞、苦闷。后与于秀玲女士再婚（未正式办理登记），几次戒酒不果，却已发现罹患肝癌。但他在病中仍然酗酒，不听人劝；并口述小说故事，命其私淑弟子丁情（为打仔出身）代笔写武侠中、短篇，多不成气候，乏善可陈。拖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古龙终于撒手人寰，享年只有四十四岁。当真是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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