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二章 议评 (2 / 5)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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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二章 议评 (2 / 5)
        然而,孙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

        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由于整治不法军人的效果微乎其微,1924年2月14日,孙中山在各军政要人的会议上不禁愤愤地说:“迭次战事,滇军肆意索饷,致我罗掘俱穷,复卖公产,弄到民沸腾,集矢于我。”

        在这里,孙逸仙的确也有些冤屈,杨希闵和刘震寰这些军阀以及下层军官士兵干的坏事,屎盆子全都扣到了大元帅府头上。实际上北伐资金从这里得到的实惠,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可御下不严以及治军无方,却是实实在在的。

        孙逸仙这人道德上姑且不去说,政治立场倒也值得称道,可这治理地方,**党实在是狗屎一坨。就算是日后的姜瑞元当政,在处理经济的问题上,也重复着这样的老路。至于更后面的红门,好吧,那时候不存在经济一说了。

        时至1924年8、9月间,促使孙下决心再次北伐,由经济危机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是一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度对广东**根据地失去信心并打算放弃广东,希望通过北伐,为**另辟一新天地。他在写给姜瑞元的信中就曾说:“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指入粤的滇、桂联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

        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将广州还给广州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取消所有新增加的捐税。这当中包含了他对广东人民的许多内疚和无奈。

        说句公道话,孙逸仙出身香山,力行**,未必就没有救国救民的宏大理想。野心自然也有,不择手段也是性格使然,可说他一心一意祸害民众,却也未必。更多的却是时局的无奈,英雄之于世,难免有些疏漏。

        可太多的英雄被神化,产生的历史崇拜,却会成为阻碍思想前进的心魔。评价某一个人,应该就事论事,而后论人。论人而不论事,论事而不论人,皆有失偏颇。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孙逸仙这人有野心有决断,想成为**者是肯定的。但想要拯救中国的志愿,却也未必虚假。他最大的问题,还出在行事不择手段上面。

        这些权宜之计并非不可,但到了后来,无论**党还是中国红门,全都把手段当做了目的,而原本的目的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幻想。人民自主的的权力太过虚幻,无约束之自由的危害性也的确很恶劣。

        可在法治建设上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最让人难以忍耐。从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为何中国的腐败屡禁不止?是道德的原因,还是不民主无约束?根源就出在这人治的国家体系上。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制度,必然导致腐败。

        当领导决定了下属的升职和官路,下面的人便只能投其所好,费尽心思获得上级的赏识。贿赂和腐败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制度的原因,是人治让贪官得以横行,清官却无能为力。或许在体系刚刚建立之时,领导者还不至于腐朽,尚且能够制止这种行为。

        可这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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