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安辽之策 (2 / 4)
        萧芷琼苦笑：“什么办法？不吃饭当神仙么？”

        云铮一摆手：“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么？”忽然想到这句话在萧芷琼面前说出来有些不雅，连忙又道：“哪怕找我们大魏帮忙也不是不可以啊。”

        萧芷琼惊讶于云铮的异想天开，没好气地道：“我如果代表大辽，找你云少帅借粮食，你肯借给我么？”

        “借当然比较有麻烦，可卖给你们却不是没得商量啊。”

        萧芷琼睁大眼睛：“卖？你们肯卖粮食？要多少钱一石？”

        云铮摇了摇头：“自然不是收钱的。”

        萧芷琼更糊涂了：“不收钱怎么算卖？”心里却是一惊，难道他打算拿一笔粮食换我出嫁云家？心中不禁有些苦涩，自己在他眼里，也不过就是可以买到的东西么？

        不过云铮却笑了起来：“办法多着呢，譬如我们拿出粮食，你们拿出马匹，这样不是就能交换吗？双方只须商议出一个交换比例，这生意大可以做得嘛。”

        萧芷琼这才放心下来，却现自己手心里竟然都汗湿了，但面上却一副恼火的样子：“我们大辽最珍贵的战力就是狼骑，若是把马匹都卖给你们了，你们来打我们怎么办？”

        云铮苦笑道：“你有见过中原王朝好端端地就往北打么？”他陈恳地道：“芷琼，我知道你是读过不少我们汉人的书的，你应该明白，中原人此前往北进攻，无一不是因为被北方游牧民族欺负上门，以至于威胁到国家和民族安全，这才会奋起反击，若是北方民族安安分分的过日子，你说哪个中原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跃马扬刀杀到塞北去喝西北风？”

        萧芷琼眼神一黯：“我知道，中原人视我们为蛮夷，视草原为蛮荒之地……你心里也这样看我……”

        “不！”云铮打断道：“所谓‘华夏’、‘蛮夷’，原本便不是从地域来划分的。《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可见所谓华夏、夷狄，绝非生于何处，血统何承而定，而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符合道德教化的文化、礼仪。若我中原之人皆不知礼，而辽人却守礼守法，则中原沦为夷狄，辽人升为华夏是也。至于蛮荒一说，只能说我汉人乃是农耕民族，并不长于游牧放猎，不愿意生活在自己所不熟悉的环境而已，这无关华夷之辨。”

        他陈恳地看着萧芷琼：“你是个知书达礼的女子，所以，你完全便是‘华夏’，怎么也算不得‘夷狄’的。”

        云铮所言不虚，程晏以“礼义”或“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是从文化而不是种族出，这种以文化而不以种族或地域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其实早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就已提出。但是，对于“文化”的内涵和范围，不同时期却有不同主张。

        孔子将音乐、服饰等都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准，鲁定公十年，齐国和鲁国会于夹谷，齐国有司请奏“四方之乐”。于是“旌旄羽袯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杞国国君成公、桓公、文公，孔子都贬称为“子”。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用夷礼”。据杜预注：“杞，先代之后，而迫于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故《传》言其夷也。”如果杜预的解释不误，那么孔子将语言、服饰都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准。而到了唐代，“胡乐”已经作为“国乐”而登上大雅之堂，唐朝宫廷音乐中的十部乐中，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或扶南）、高丽、高昌7部都属于夷狄之乐。而胡人的服饰，也是唐人所喜好的，甚至连达官贵人，往往也胡服骑射，外出巡游。所以陈黯、程晏以“礼义”或“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一方面是对孔、孟以来“用夏变夷”思想的进一步挥，同时也是对唐初以来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入居内地并且势力日益强大、民族交流与融合日益加深的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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