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中央入川（二） (3 / 3)
        杨永泰毫不在意，仍然诚恳的说：“一事通，百事通；文革何必谦虚呢。”

        庄继华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我说点意见吧，不成熟，也不知道对不对，您参考。”

        “但说无妨。”

        “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国民地大多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在重庆这两年，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而应该到农村去，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这场运动才能成功。”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

        杨永泰沉默了，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主张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认为通过有操守的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象他这样地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

        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至于思想，见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沉默良久之后，杨永泰才缓缓的说。

        “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庄继华立刻答道：“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他提出的道路是乡村建设，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在农村建设学校，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的基础，这一点却是错误地。”

        在庄继华到重庆后，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可庄继华毫不犹豫的就否决了，理由是政权不是学校，而真正原因是前世没听说过，显然是失败了。

        卢作孚对他的态度很失望，因此也没有向他推荐梁漱溟和晏阳初，直到两年之后，庄继华才见到他们其中之一，然后他就后悔了。

        “畅卿先生，下一步我打算在重庆推行减租减息，你怎么看？”庄继华问，杨永泰是重庆市长，名义上还是他的上司，争取他的支持非常重要。

        “好呀，”杨永泰毫不犹豫的说：“国民****早就有这个法令，民国17年国民****就制定过《田农保护法草案》，宣布田租不能超过四成，张静江也在浙江就试行过，可地赋太重，士绅反对，不得不停止。重庆与当年的浙江不同，除了不收农税外，还有强有力的继承组织，完全有条件推行这个法令。”

        但杨永泰没有告诉庄继华当年浙江士绅是怎么反对这个法令的，那是见了血地，他想染庄继华触点霉头，然后他再来挽回局面，卖庄继华一个好，以便加强双方地合作。

        两人在车上好像闲聊一样，就把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方向给定下来了，同时还达成一个不落文字地协议，杨永泰将代替滕杰主持新生活运动，庄继华推行减租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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