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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
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江西今县)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赘语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
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人数才21万多,[189]仅占总人口的约0.2%,入学率依旧低得可怜。宋代的识字率虽然无法统计,但大多数农民肯定不识字。当时人有诗云:
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190]
即是其例证。更有甚者,就连前面一再提到的富商许唐也因自幼失学而“不识字”。[191]因此,我们讲到宋代文化的普及,总是用“相对”二字加以限制,尽管显得别扭,但似乎要确切些。
其次,本文并未将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所应包含的内容囊括无余。当时,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完全垄断,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各种文化形态在这一新形势下不能不相应变化,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加之宋代的商品经济比唐代后期更活跃,人们的生活节奏随之加快。蔡襄说: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92]
司马光也说:
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钱所求。[193]
人们这样繁忙,难怪当时人大多主张,做事情应简便。如南宋人郭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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