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2 / 9)
        今天一般已将这首《蝶恋花》归入柳永名下，成为柳永为数不多的几篇佳作之一。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因为一场大病的缘故改名为永，字耆卿。“永”即“永久”，“耆”即“长寿”，柳永希望新的名字能使自己脱胎换骨，尽快康复起来。

        柳永是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填词并且独独以词成名的人。如果你读过任何宋词选本里的柳永词，因为太过喜爱而买来他的全集，那么你一定会失望到气愤的。柳永的词集，堪称词坛的《金瓶梅》《肉蒲团》，满载着诲淫诲盗的小市民趣味。所以柳永在当时受到的是冰火两重天式的待遇：一方面是来自知识精英阶层的鄙薄，一方面是来自小市民阶层的追捧。人们说凡是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人歌唱柳永的词，这话既可以看作褒奖，也可以看作不屑，因为只有下里巴人这样的作品才能赢得这样的传唱度，正如今天的畅销书和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一样。清人冯煦《蒿庵论词》有这样的见地：“三变之为世诟病，亦未尝不由于此。盖与其千夫竞声，毋宁《白雪》之寡和也。”为了赢得广大的读者群而不得不降低格调，这真不如阳春白雪的寂寞更好。

        也许柳永天性如此。确实有许多文人秉持着“人不风流枉少年”的人生哲学，但几年的荒唐生活一过，总会折节读书，奋发科举，很少有人会像柳永这样一直风流到老。其实柳永也渴望功名，成为流行文学作家只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正如孟浩然有苦说不出地成为隐士一样。

        宋代的科举制度已经近乎当今的高考了，考生们不必再如唐代前辈那样将大把的时间、精力花在打通人脉上，只要认真读书，好好应考，机会总是有的。假如有记者穿越时空，到唐代和宋代的街头随机采访“你幸福吗”，宋人的正面回答显然会多些，因为宋代虽然不及唐代繁荣富强，但人们的公平感和制度的保障性真的比唐朝好多了。

        当然，天平从来不会向弱势群体这边倾斜，因为在古代社会，任何一项改革，如果要给弱势群体一点福利，总要首先给既得利益者更多的甜头，而不是劫富济贫。仅以科举制度论，寒门子弟虽然获得了公平竞赛的入场券，但官二代获得了恩荫制度的保障，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父亲在朝为高官，为国家做了贡献”这样的理由直接步入仕途。

        柳永勉强算是官二代，可惜父亲的职务太过低微，以至于他只有凭自己的努力在京城的科场上搏一个辉煌的未来。只是京城的诱惑太多，对于任何一个生性浪漫的年轻人而言，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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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从来只是时代的玩物，九重天上的高端决策常常塑造着升斗小民的行为模式。我们似乎很难想象，无论是柳永本人的风流浪荡还是他的词作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宋代税收政策的产物。

        宋代财政收入，酒税要占到很大的比例。皇帝为了多收酒税，就将酒类销售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官员们为了能升迁，自然想尽办法多卖酒，酒的周边产业便因此而迅猛发展起来。

        酒在什么地方被消费得最多？当然不是在商店里，而是在夜总会、KTV、餐厅这些地方。这是今天我们的常识，同样也是宋朝人的常识。幸或不幸的是，地方官并不巧取豪夺，而是采取高明的市场营销手段来刺激酒类销售。这些手段高明到如此一种程度，以至于就连农村市场也被拓展进来，农民刚刚从政府那里取得的低息农业贷款当天就会全数变成酒楼的入账。

        这一切几乎完全仰仗于歌女。正是有了歌女们的声色之诱，那些男人，无论市民还是刚刚进城的农民，都觉得酒格外好喝，生活格外幸福，钱当然也花得格外快。而歌女们在这种场合里演唱的那些流行歌曲，自然不是迎合知识分子趣味的，而是迎合小市民和农民的趣味。小市民和农民远较知识分子人多势众，所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歌曲自然就是全国性的畅销金曲。柳永，就是这类畅销金曲的金牌创作人，他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小市民和农民的审美趣味而生的。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一定会收获无数的鲜花与掌声，财富与尊重，但在宋代这个士大夫阶层仍然固守精英文化传统的时代里，柳永赢得的并不是什么光彩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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