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就好 (3 / 3)
         以上的两种批评，正好从正反两个侧面托显出康德哲学的深刻意义！事实上，康德对人主体性的高扬与对人主体能力的限制这两方面的强调是出于同样一个目的，也即是康德的整个哲学最终所指向的根本问题——“人是什么？”

         康德生活在一个机械论的自然观盛行的时代，从笛卡儿开始，机械观充斥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了他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思维定式，“从笛卡尔到牛顿，从霍布斯到拉美特利，机器隐喻统治着早期现代的心灵，不仅物质宇宙，而且社会、动物，甚至人类都被视作机器的不同种类，而缺乏任何的生命冲动。”[23]例如斯宾诺莎夸口道：“我将以同样精确的方式，像思考线、面和立体那样思考人类的活动和激情。”拉美特利宣称：“让我们勇敢地得出结论，人仅是一台机器，同时整个世界只有一种杂撑变形着的物质。”这种机械化的世界图景所带来的结果是容易想见的——世界对人不再有任何神秘感，人类对自然不再存有敬畏之情。进而，由于人本身也是机器，对人本身的尊重也在事实上被扭曲了，高尚的德行也不再能引起敬佩，自我境界的提升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追求的只有物质上的成就——发掘、占有和征服。

         在这样一幅冷冰冰的世界图景下，人类知识的力量似乎是无限地膨胀了，而人类本身却变得无限的渺小了！通过数学计算，人类似乎能够理解整个宇宙的一切，却比任何时候都不清楚自己作为人存在的意义所在，人本身反倒成为了人的知识的奴隶。康德所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要“要把科学知识从怀疑主义中拯救出来”，还要将道德、信仰、价值和意义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

         于是，康德一方面“以其‘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庄严宣告，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自由。”[24]，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限制知识的疆界，让人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

         我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而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也就是没有纯粹理性批判就会在形而上学中生长的那种成见，是一切阻碍道德的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任何时候都是非常独断的。[BXXX]

         “诚实而勇敢地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也许会是哲学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但这恰恰是维护人类生命之有意义性的最好方式（如果不是唯一方式的话）”[25]

         人们重视的往往是康德哲学中“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高傲，却经常忽略康德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更强调了人必须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科学不可能穷尽自然、人不可能主宰自然，哲学家也不可能垄断知识——这些是康德哲学给我们留下的更重要的提示。

         “康德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是，它坚持认为存在着人类必然无法认知的领域，这使哲学家保持了谦卑。”[26]

         即使康德本人多次骄傲地宣称，“他的体系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哲学家”。然而，康德留给人们更重要的暗示却不是哲学的傲慢，而是相反——

         ……然而，你真的盼望要有这样一种涉及到一切人类的、应当超越普通知性而只由哲学家揭示给你的知识吗？你所责备的这一点，正好是前述主张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因为这揭示出人们一开始不能预见到的事，即大自然在人们无区别地关切的事情中，并没有在分配他们的禀赋上有什么偏心的过程，而最高的哲学在人类本性的根本目的方面，除了人类本性已赋予哪怕最普通的知性的那种指导作用以外，也不能带来更多东西。[A831B859]

         康德告诉我们，哲学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能让我们的认识水平高于常人，甚至让我们的认识水平无限地膨胀，而恰恰在于哲学能向我们展示认知的局限，从而使我们谦卑。“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拒绝接受它的体系的这个重要暗示。相反，过去两百多年的形而上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回避这一令人痛苦的暗示（只有做到谦卑，才能成为好的哲学家）的种种努力的历史。”[27]

         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也没有忘记告诫人们哲学的谦卑，在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康德提醒道“因此，形而上学的物体学说既不能停留于有条件者那里，又不能理解无条件者。当它极力求职者去把握一切条件的绝对整体时，在它那里省下来要做的没有别的，只有从对象那里回复到自身，不是为了研究和规定事物的最后边界，而是为了研究和规定自己固有的、自己所凭借的能力的最后边界。”[28]

         那么，限定了知识的界限是否意味着缩小了知识的运用空间呢？康德指出：“粗略地浏览一下这部著作，人们会以为，他的用处总不过是消极的，就是永远不要冒险凭借思辩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限”[BXXIV-BXXV]，康德进一步指出，一旦不对思辨理性加以任何限制，“后果不是扩展了我们的理性运用，而是缩小了它”因为思辨理性的滥用会威胁和排斥了那“纯粹的（实践的）理性运用”，即成为纯粹理性那一个“完全必要的实践运用（道德运用）”的障碍物。正如警察的用处是积极的而并非消极的，对思辨理性的限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在知识是否有其限度的问题上，现代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也大都会同意康德的意见，

         费曼说道：“任何一个科学概念，都是处在绝对错误和绝对真理之间的某个刻度上，而不会处于这一端或那一端。我相信，接受不确定性这个观念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科学，也为其他的事情；我相信，承认自己的无知有重大意义。”[29]

         即便是一直执着于发现一条旨在涵盖宇宙一切物理法则的“大统一理论”的霍金，在2002年8月17日的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上终于也不得不承认，“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30]

         爱因斯坦更是明确地指出——“但凡是曾经在这个领域（科学探索）里胜利前进中有过深切经验的人，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都会感到深挚的崇敬。通过理解，他从个人的愿望和**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而这种庄严的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对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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