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三章 刘锡鸿 (1 / 2)
        后人评价，《北京专约》是中ｇｕｏ步入近代以来所签ＤＩＮＧ的第一个“收获实利”的条约，因为此前中ｇｕｏ对外签定的条约，无一不是丧权失地，且当时尚不自知，“而自台事专条ＤＩＮＧ立之后，中ｇｕｏ始知弃虚名，争利权”，最终促使中ｇｕｏ人一点点的抛弃了陈腐的“天下观”，转向了“世界观”。

        在《北京专约》当中，最能体现出这种转变的，便是关于琉球的问题。尽管在条约当中，中ｇｕｏ仍然称琉球为“属ｇｕｏ”，属ｇｕｏ这个词仍然属于中ｇｕｏ传统的宗藩观念体系，不被当时的ｇｕｏ际法所认可，但条约当中明确说明琉球“归中ｇｕｏ保护”，用ｇｕｏ际法的观念来说，琉球便不再是“属ｇｕｏ”，而是中ｇｕｏ的“被保护ｇｕｏ”，中ｇｕｏ是琉球的“保护ｇｕｏ”。这意味着中ｇｕｏ的传统观念已经在发生着悄悄的改变，不再被既通晓“天下观”又擅于“世界观”的日本玩弄于掌股之间。

        《北京专约》是亚洲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而正是因这个条约的签定，中ｇｕｏ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的主要ｇｕｏ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LU。

        《北京专约》使中ｇｕｏ从日本得到了500万英镑（合中ｇｕｏ白银2000万两）的巨额赔款，正是靠着这笔赔款，中ｇｕｏ打下了近代工业基础，为由农业ｇｕｏ向工业ｇｕｏ的转变开辟了道LU。而日本因为这笔赔款的付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不得不依附于西方ｇｕｏ家的金融体系，才得以完成了举步维艰的明治维新。

        尽管《北京专约》带给了中ｇｕｏ极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由于从日本得到了巨额赔款，相当于中ｇｕｏ一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举ｇｕｏ上下皆感极其富裕”，加之ＺＨＡＮ胜了日本，使得清廷很多官员重新找回了“自信”，满足于取得的成果。骄傲自满的ｑｉｎｇ绪又重新抬头，使得中ｇｕｏ前进的脚步又一次放缓。

        幸运的是，一群卓越而富有远见的官员们仍然保持着清醒，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中ｇｕｏ势必将又一次陷入到沉睡之中！

        林义哲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总结此前中ｇｕｏ屡败于西方的原因，以及此次台湾逐倭之役的得失，曾如此说：“……或云。彼ｇｕｏ侵占我ｇｕｏ土地在先，我民奋起抗击在后，纵有不是，尚属小过，远不及西ｇｕｏ强权之危害ｌｉｕ毒深远云云。殊不知若行ｇｕｏ士之行，人便以ｇｕｏ士待之；若行蛮夷ｑｉｎｓｈｏｕ之行。人便以蛮夷ｑｉｎｓｈｏｕ待之。不能自重，枉要人重，岂非贻笑大方？”林义哲深深的明白，事实上，中ｇｕｏ长久以来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一方面愚ｍｅｉ闭塞、弱小落后。一方面却又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两点结合，使得中ｇｕｏ对外来文明、外来人士都充满排斥感，以至“全民弱智”。反观中ｇｕｏ的邻ｇｕｏ日本，在ｇｕｏ门被ｐａｏ火打开之后，立即打出“文明开化”的旗号，知耻后勇，励ｊｉｎｇ图治。使ｇｕｏ势蒸蒸日上，不数年便为东亚第一。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中ｇｕｏ人却始终将“落后”理解为拳头的力量，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才是中ｇｕｏ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ｇｕｏ除了经济与科学技术有所进步。愚ｍｅｉ闭塞、弱小落后、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几点，相对鸦片ＺＨＡＮ争时的清朝而言几乎没有实质ｘｉｎｇ的改变，对现代文明规则毫无尊重接纳之意，对外ｇｕｏ仍视其为“亡我之心不死”。对本ｇｕｏ的理解也停留在“天道无常，时势更易”的水准。林义哲等一群人，正是因为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才有了后来中ｇｕｏｇｕｏ运的根本ｘｉｎｇ转变。

        在《北京专约》签ＤＩＮＧ完毕之后，各ｇｕｏ公使纷纷前来总理衙门道贺，庆祝“中ｇｕｏ和日本之间恢复了和平”，总理衙门一时间格外的热闹。

        在条约签ＤＩＮＧ完毕，林义哲的“全权”便被收回，这一日谕旨下达，免去了林义哲“全权头等交涉大臣”一职，改为“台湾事务大臣，总理衙门行走”，并加太子少保衔，并未授予他另外的职务，林义哲当然明白这当中的奥妙，是以在郭嵩焘对此大ｈｕｏ不解甚为不平的时候，并没有解释。

        “你这一次要得如此巨款回来，功劳不亚于台湾逐倭，而条约方定，便如此冷落，未免有些过了。”

        在贤ｌｉａｎｇ寺郭嵩焘的居所，郭嵩焘正和林义哲一边喝茶，一边闲谈。

        通过这一阵子的合作应对日本人，郭嵩焘和林义哲已然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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