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驿站风雨 (3 / 5)
        龙世恩见刚才还“鸭子嘴硬”的李稹干脆地让出了房子，不仅对眼前这个会办事的小驿官多了几分注意，出言让其相陪喝酒。

        宴席上，丁晋言谈得体，举止温文，劝酒的诙谐辞令更是拿捏的恰当好处，和一路上见过的那些或粗鲁或愚钝或木纳的驿官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龙内给事”很是喜欢，平日不善饮酒也不免多喝了几杯。

        不过让龙世恩暗呼可惜的是，这个年轻人恭敬但不失自信的态度固然让他欣喜，但又些遗憾，丁晋的从容气度他只在朝堂几位大佬身上见过，而这样风骨的人，肯定不可能像那些“趋炎附势”的软骨头好收服，而他只能在古陶驿停留一夜，没有太多的时间浪费在丁晋身上，只好打消了出言试探收纳的念头。

        龙世恩的这番心思，也暴露出来他此次“出使”的真实目的，如丁晋所预感的那般，此时的大周中枢确实出现了异常危险的政治漩涡，而在暗流涌动的漩涡中，一场惊天动地的惨烈争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爆发，而罪魁祸首，说起来却是个老熟人—“尚书左仆射”高爽。

        造成这次政治漩涡的内部原因就是上次的“丧礼”之争，一场意气之争，致使“表面和睦”的顾命七大臣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缝，而这便给了有心之人以可趁之机。

        话说，先帝驾崩，幼帝继位不过十岁，这便造成了一个矛盾：如要保持皇位，避免有心人窥视神器，不可避免要倚重七位顾命大臣；而要依靠他们主持国家大事，时间一长，君主权利也必然会旁落，如要收回，便很困难，这无关这七人忠不忠诚，愿不愿意的因素，而是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绝不会允许他们如此行事。

        如果七位大臣同心协力，互相之间没有矛盾，即便代表皇家势力的某些人想趁机行些意图，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大周和大唐的行政制度差不多：君主的身份虽至高无上，但权利受臣下制约，并不能为所欲为，幼帝在正式亲政前，国家大事只能依赖大臣办理。

        可坏就坏在七人刚刚接手重任，并发生了“丧仪之争”，不仅高爽和窦刚闹得不开心，其余几人坐山观虎斗的“良苦”用心，也同时暴露在窦、高二人眼中，于是互相之间便多了提防戒备，哪还能再和平共处，一致对外？

        恰恰此时，颇有心机的皇太后在幼帝的两位老师“苦劝”下，产生了“收回”权利的欲望，而主张这种收权行为的偏偏还有几位朝中老臣，他们的代表便是“吏部尚书”王博。

        也不知这个一向以“谨慎”为政治原则的王博大人是如何想的，可能是没有摊上“顾命”的荣誉而心怀失落，也可能是谨慎一身，临到年老了想行险一搏，反正他是竭力鼓动皇太后采取措施，及早收回皇权并压制七大臣日益壮大的势力。

        但是实际上，除了王博几个暗地表明支持的大臣外，皇太后手上并没有多少和顾命大臣们对抗的筹码，“太后”的名号除了尊荣外，在她反倒是一种拖累，因为，自从大周神圣皇帝武则天称帝，将唐朝改姓“武周”以后，朝野上下对女人干预政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任何“女人干政”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最后，信任重用宦官，通过他们的势力来延伸君主的统治力度，在皇太后一派来说，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选择，毕竟“顾命大臣”占了公义，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严重违反制度，他们就拥有天下大部分人的拥戴，“辅助幼帝行国家事”，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连王博都承认，重用宦官绝对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此有先例：先帝当年重用宦官派往各军充任监军，结果造成“旗节军”叛乱大变，使岭南一带遭遇了巨大兵祸创伤，虽然先帝痛悔下罢免了监军制度，但没过几年又犯了老毛病开始重用太监，直接让“内侍省”的太监们掌管内库和宫城防御兵权。

        不过，在王博和太后眼中，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宦官当权的巨大危害，虽然觉得此为无可奈何之举，却也自信些许家奴，以后即便娇纵，也可轻易收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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