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战争方向（二） (3 / 4)
        史书记载，隋炀帝免费招待“万国宾客”，这些费用一旦皇家结不了账，就要落在店家头上，这简直是皇帝拉着店家一起“赔本赚吆喝”。他死要面子让百姓活受罪，只为换得“名义上的尊重”而毫无实际利益，结果得不偿失。

        对于朝贡本质，当时有个意大利“中国通”利玛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利玛窦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前后逗留了28年，对中国国可谓驾轻就熟。

        以外人的眼光旁观中国的症结，往往切中要害。利玛窦的冷眼旁观，外国朝贡体制纯粹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凸显中心的外在政治形式需要。他发现，在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

        利玛窦在他的著述中写道：“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中国人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外交官知道整个事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如果说朝贡体制从制度层面支撑了中国中心论，那么中华文化优越论则从精神层面满足了中国中心论。利玛窦说：“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他说得一点不错，中国人“偶而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中国历代正史的《蛮夷传》与《外国传》，可以为利玛窦的观察提供充足的证据。

        在利玛窦看来，这种超过阈度的中华文化优越感，使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是看成没有理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他批评中国人，“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据利玛窦的实地考察，当时中国人“为了表示他们对欧洲人的蔑视，当葡萄牙人初到来时，就被叫做番鬼，而“番鬼”这两个字直到二十一世纪在广东人中仍在通用。”

        按理而言，这是瞿尚兵这个外相的职责范围，但瞿尚兵了解自己的这几位老弟，知道他们一贯的做派，从来是只看好处，不求名望。

        而他对什么朝贡体系的本质是什么，那是再清楚不过。所以不管有多少人对

        自己提出建议，始终按下不表，绝不在陆远等人没有回来之前，对周边诸国派遣使节，要求他们对远东帝国进贡方物，搞什么藩属宗主这一东西。

        事实证明，瞿尚兵又一次看穿了陆远等人的想法。

        “嗯，如果周边国家愿意主动来攀附帝国，我们可以接纳，比如琉球。但是！”

        陆远突然加重的语气说道：

        “但是他们想在我们帝国上赚什么便宜，那是不可能的。做生意是要赚钱的，亏本的生意，我们远东帝国那是不做的。他们嘴上说说，进贡点不值钱的烂玩意儿，就想让我们还之数倍的贡品给他们，实属痴心妄想！

        我们远东是大国，但绝不需要虚名。依靠朝贡体系建立起来的所谓大国，那就是徒有虚名，是不稳定的。所以瞿大人没有主动派使节出使各地要周边国家对我们进行朝贡，是正确的做法！赵大人，最近海上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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