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纪念九一八
        1985年9月，我升入大二年级。新学年刚开始，作为北大舆论中心的“三角地”突然热闹起来，物理系研究生会一篇《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的大字报引起全校轰动。该文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9月15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严正抗议，文章强烈呼吁大家，一定要警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企图，提议将“九·一八”作为国耻日，同时建议当天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万人游行，以示牢记历史，不忘国耻。

        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引起学生社团以及广大同学的热烈响应。许多跟帖大字报言辞激烈地谴责中曾根康弘“两面三刀”，因为就在一年前，北大还曾非常热情地接待过这位日本首相。

        还有的留言甚至颇具鼓动性，“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而示威游行吗？”

        “熄灯游行”是指去年12月，因学校实行统一作息安排而引发部分同学在校内示威游行那件事。不过，当时虽然也有砸暖瓶、烧被单、去办公楼请愿之类的过激行为，甚至还招致“”不嫌事大的加以报道，但终归那是一件性质简单的孤立事件，很快便平息下来。想来因为那次作息时间调整，当时曾让低沉的自己深受困扰。

        可这次舆论的焦点绝不是“熄灯游行”那么简单，北大世代传承的“革命基因”，一旦遇到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之类的事由，那就极有可能碰撞出激奋的火花。就像1981年中国男排逆转南朝鲜跻身世界杯，北大学生激昂地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新时代声音；更有去年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首都群众行，北大学生在天门广场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暖人标语。

        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就不是北大。果然，有位张晓辉同学很快就贴出一张意见相反的大字报，《同学们你们的路错了》。他振振有词地认为“九·一八quot之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大肆侵略、屠杀国人主要因为中国人麻木不仁奴性太强；甚至认为非但不应纪念游行反而要深刻自省。结果可想而知，铺天盖地的责问和谩骂很快就贴满了布告栏：标题无外乎是《致张某人公开信》或者《张晓辉我质问你》。

        9月18日下午，北大南门聚集了很多同学，许多学生已经出了校门，准备集体前往天门行。

        我和班里其他几名同学此时站在校园的便道上，密切关注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遇到这类事儿，大多数“馆儿系”同学都不太主动，我们在现场围观，更多地是要表明对同学爱国行动的认可和支持，并无前往天门参加行的打算。

        2点以后，南门的同学越聚越多，我听身旁有人估计说恐怕不下3000人。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学校临时决定关闭校门同时安排工作人员负责拦阻游行学生。尽管现场形成僵持，但好在局势平稳无任何冲突。这时，被大铁门隔在两边的同学们整齐地喊起了口号：“发扬‘五四’精神！”、“抗议中曾根！”、“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我在大门内侧的人群当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是83文科班的继伟，他和其他一些同学正与现场工作人员说着什么。正在这时，广播里传出了丁石孙校长的讲话声。丁校长平时就举止儒雅，在北大学生中颇受好评，即使面对现在这种突发事件，他此时的语气也依然平和，他说，有些同学出于爱国热情纪念“九·一八”校方已接受大家要求在五四操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现在有些同学在南校门集结坚持要到校外活动这是错误的。请大家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行为要警惕少数人利用大家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

        丁校长的讲话多少还是起了作用，有不少同学开始往五四操场的方向走。我和几位同学觉得还是听从学校安排为好，于是准备动身离开这里。等我转身想看看继伟的动向时，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汇入门外的那个人群，此刻正兴奋地向我们这边挥着手。

        转天中午，我在学三食堂碰见了继伟。他有些自鸣得意地告诉我，他们最终还是到了天门广场，与上千名北大同学汇合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然后还排着队呼喊了口号，瞻仰了纪念碑。

        我担心他们是否受到某些制止，他连声说，没碰到任何麻烦，大家喊完口号绕行纪念碑一圈之后，很快就离开了现场，晚上不到8点就回到了学校。

        若干年以后，我在韩国仁川机场候机楼等候转机，在一间咖啡厅我与同样在此转机的继伟不期而遇，他此时已是美国一家知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因为时间紧，我们简单聊起北大往事，他对1985年“九·一八”行有个评价，其中一个观点是，他认为它似乎为此后那几次全国性开了个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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