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大元通制 (3 / 4)
        它们的办案过程就是，简单粗暴，威吓与酷刑并举。不重事实依据，仅仅凭借“人证物证”就好。

        所以封建时代，很多冤案都是有虚假的和捏造的“人证物证”。

        但是，这时的“大扎撒”还不是系统的法典，在实践中主要是沿用蒙古族部落的习惯法。

        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曾利用金国的《泰和律》断案决讼。

        但是在元朝建立后，即下诏禁用金律，并着手制定法律，先后颁布了《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法令。

        毕竟人家用的东西和自己家的玩意不合套，这如何能借用？

        元代法规的基本内容于是依循唐律，形式上则是沿用宋编，但不叫而叫条格，因此元代法规多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

        毕竟核心律法和次级的法条细则，它的文人还分不清楚主次。

        所以粗细都混编一类。

        并且往往在某一案例前面加一“诸”字，即成独立条文，因而内容庞杂，这导致破洞百出，遗绽频显。

        易使官吏投机取巧，从中舞弊，出入人罪。

        由此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台省官员评论元代法律时说：“元时条格繁冗，所以其害不胜”

        这种稀烂的法律害人不浅。

        毕竟它不能彰显正能量，相反元代出的血腥冤案都是由此而来。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次年刻板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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